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健康公平——对中国城市人口群体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在健康的社会分层模式下探讨城市人口健康的性别公平问题。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健康的总体性别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性别差异和同一性别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差异;二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性别不平等和健康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对健康性别差异的解释力度。研究指出,中国城市人口健康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健康水平要好于女性。健康性别不平等不仅存在于所有社会阶层之中,而且呈"倒U型"分布。人口健康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性别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造成的,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健康的性别不公平实质上是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体现。     

人力资本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是个人重要的一种资本。它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价值观等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同的性别间其人力资本是否存在差异呢？我们利用广西的调查数据,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本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的人力资本比女性丰富,主要体现在女性的文化程度与男性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在职业培训方面女性和男性不存在差异。因此,要缩小人力资本之间的性别差异,主要应该从提高女性的文化程度着手。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分析

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显著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     

贫困农民群体的脱贫路径研究——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相关数据,检验和估计了贫困农民群体的脱贫路径以及相关脱贫路径的性别差异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政治资本的提升、非农就业以及家庭劳动就业状况的改善是贫困农民群体脱贫的有效路径和方法,而发展农业生产所产生的脱贫效应十分有限;此外,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家庭劳动就业状况的改善所产生的脱贫效应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的性别差异——典型事实与影响因素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将性别差异分解为禀赋效应、参数效应和交互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金融素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主要源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收入和资产水平、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和风险感知上的要素禀赋差异。相关政策既可以通过区别对待这些因素源头上的性别差异,也可以通过阻断这些因素影响金融素养的路径,来缓解金融素养的性别差异。通过金融教育项目改善女性在这些要素禀赋上的弱势,是缓解金融素养性别差异和改善女性长期金融福利的重要选择。     

职位隔离对高管薪酬性别差异的影响

目前国内对性别工资差异研究很多，但对高管人员薪酬性别差异的分析还较少。本文利用2005-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综合考虑不同性别在不同职位层级上的代表性的同时，采用Brown分解法分析了高管人员的性别薪酬差异问题。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在较高层级的职位上代表性不足，同时也存在着“玻璃天花板效用”。女性高管在职位晋升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歧视，在每一个职位层级上，女性高管职位晋升的门槛值都显著高于男性高管职位晋升的门槛值。男性高管和女性高管存在明显的性别薪酬差距，其中，超五成的薪酬差异是同一职位内的，四成以上的差异是职位间的；而有超七成的薪酬差异无法用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可观测因素解释。     

中美学科领域基金资助特征及其与科研产出互动效应研究

全面比较中美两国重点学科领域基金资助差异及其与科研产出的动态交互效应,可为我国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科发展规划提供有益启示。以中美两国2009—2018年在SCI发表的545万篇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178个SCI学科基金资助幅度及增幅表现,构建P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探究中美基金资助幅度与科研产出之间的互动效应,以及该效应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差异。总体来看,中美两国在学科重点资助方向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更重视生命与地球科学,美国则更重视医药领域。在资助增幅排名上,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在中美两国均呈上升态势。从基金资助幅度与科研产出之间的互动效应看,两者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基金资助幅度是科研产出的格兰杰原因。中国工程领域基金资助幅度对科研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美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这一影响效应最为显著。     

性别差异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前沿

性别具有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含义,性别不平等长存于国家、家庭和经济活动之中。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利于性别平等,但增长和发展过程不会自动地促进所有方面的性别平等。贫困与收入低下不是产生性别差异的关键,消除性别不平等不应依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而需因国别、制度差异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对女性、男性差异的经济学思考,是探索隐藏于社会制度之中两性关系的"人文"关注,有助于经济发展政策启动"性别智慧"来摆脱人类贫困。     

大同市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性别差异为视角

自古以来,性别差异就扎根于社会之中。男性与女性在生计策略、生活方式的选择存在不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其是我国大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之一,生计问题一直成为困扰我国城市由快速城市化向健康城市化转型的关键问题。文章从性别角度出发,以大同市农民工为调查主体,研究当今不同性别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现状问题和解决对策,发现男性与女性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较大,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基本没有差异,生计资本整体情况差异也不大,因此我们应该消除性别歧视,避免女性农民工成为"双弱势"群体。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民工问题是关系我国由快速城镇化向健康城镇化转型的关键问题。     

女性基金经理业绩为何优秀--金融业中的性别偏见与幸存者偏差北大核心CSSCI

为什么女基金经理人数极少,业绩却比男性好?本文首次对这一现象予以检验,比较基金经理业绩的性别差异并探寻其内在动因,揭示社会偏见效应在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基于混合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实证证据支持了女基金经理虽为少数群体、但业绩强于男性的传闻。且女性的业绩优势并非由基金、基金管理公司或基金经理个人特征所造成,也无法用风险偏好或过度自信等心理偏差的性别差异观点来解释。(2)女基金经理的业绩优势与性别偏见有关,她们被设置了比男性更高的职业进入门槛,只有最具竞争力的少数女性才能跨过门槛,她们不但表现出比男性更强的能力,而且更加勤奋努力。(3)基金管理公司对女基金经理抬高门槛并非迫于管理费收入压力,这是因为女基金经理吸引基金资产的能力也高于男性。(4)性别偏见可能来自于群际歧视及男女职场人脉效应的差异,不同于女性个人投资者股票收益高于男性是由行为偏差所致,本文首次论证,社会偏见效应能够为女性金融专业人士业绩优于男性提供解释。     

中国养老保险中的性别差异分析

以女性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女性老年人的养老保险的参保状况及其保障水平,结果显示,女性老年人较男性老人的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低。其原因有：女性的就业率相对低、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性别不平等、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职业性质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家务负担重等。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养老金的性别差异有继续加大的可能性。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笔者利用山西省L市370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通过建立OLS和Ordinal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更高、工作时间更长且工作更不稳定;人力资本不利于提高男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延长了其工作时间、不利于其工作稳定,但有利于女性农民工提高小时工资;社会资本不利于男性农民工提高小时工资,可能延长女性农民工工作时间。     

网络购物感知风险的性别差异研究

针对消费者在网络购物过程中感知的四种风险（产品功能风险、财务风险、心理风险和时间损失风险）,以性别差异作为调节变量,对提出的三个假设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男性和女性对产品性能风险和时间损失风险的感知不存在明显差异,而女性对于财务风险和心理风险的感知显著高于男性。     

高等教育与社会资本:性别视角下的审视

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长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大学生求职就业中所呈现出的性别差异,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求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性别差异。女大学生社会资本存量、尤其是自致性社会资本存量并不低于男大学生,她们对于社会资本的利用程度也并不弱于男大学生,但社会资本对男女两性就业的影响体现出明显差异。相较于女性,社会资本对男性就业发挥更大作用。刻板化的性别意识会阻碍社会资本对女大学生就业的促进作用,从而难以缩小大学生就业的性别差异。     

外资进入、竞争与性别就业差异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文章基于2004-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了外资进入是如何通过竞争效应对企业性别就业差异产生影响的。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越高的地区与行业具有越低的性别就业差异，外资进入程度每增加1%，我国内资企业女性就业份额将会增加0.0407%，且这一结果在考虑了抽样偏倚、不同外资范围的界定、使用不同外资进入程度衡量标准和控制内生性后依然十分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外资进入通过提高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来促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雇佣更多成本较低的女性劳动力，进而降低性别就业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外资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对于性别差异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其对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受过研究生以上教育的群体影响最大。文章结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将有利于减少性别就业差异。此外，文章也为研究外资进入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     

高等教育回报的质量差异*——对部属、省属与地方高校的比较研究

文章将高校按质量差异分成部属高校、省属高校及其他高校,利用倾向得分配对的方法估计教育质量回报的相关处理效应。研究发现,高校质量与个体获得的教育回报正相关,部属高校的回报最高,年均回报（ATE）约为185%,从大学总体回报来看,部属高校与其他高校之间的回报差异为163%,而与省属高校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实际上大学的个体,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参与者处理效应(TT)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比较,发现女性进入一流高校比男性的价值更大。     

经济学研究中的产出之谜:学术贡献与性别不平等——以《财经研究》(2000-2012)为例

学术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认识和破解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不仅符合性别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也有助于促进学术多元化发展。文章利用《财经研究》的刊文量和引用量数据,实证研究了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特征及其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女性学者的刊文量仅是男性学者的1/4,平均引用量(18.58)也低于男性学者(20.68);引用量的分位数分析表明,男性学者的论文引用量受年龄、基金和单位类型影响,女性学者的影响因素与男性学者一致但不显著;性别交叉项分析表明,基金和职称两个因素有效解释了男性和女性学者的学术贡献差异。虽然女性学者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力量快速提升,学术贡献数量也呈上升态势,但其整体学术成果非常有限,学术贡献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除了注重自身的女性自觉和学术自觉外,女性学者还需要更多的外部学术资源以及家庭和社会的积极支持,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其学术潜能,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互联网使用能否减小性别工资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减小性别工资差距带来了新的可能.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文章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及偏好对性别工资的影响作用,利用RIF回归分解的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使用互联网促进了性别工资的增长,并且对于不同婚姻状况、年龄和学历的就业者而言,这种影响作用存在差异;第二,上网时长与性别工资之间呈"倒U形"关系,并且男性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场所上网,均对工资有正向影响,而女性在工作场所上网对工资有显著影响;第三,利用网络收发邮件和信息获取能够提高男性工资,但娱乐游戏会减小男性工资,而上网专业学习能够提高女性工资;第四,使用互联网能够减小低收入层和中高收入层就业者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却加大了高收入层就业者的性别工资差距.据此文章建议,为减小性别工资差距,不仅要强化网络建设和扩大教育培训,增加女性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而且要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升级产业结构,减小职业性别隔离.     

博士研究生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国科学院大学2005-2012届博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进行统计分析。选择性别、本科生源校、学科差异为基本影响因素,对比分析了博士研究生科研产出水平。结果表明,博士研究生科研产出与上述诸多因素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依赖关系,在考虑各因素差异性下其科研产出能力各有所长,而加强博士研究生自身科研能力培养是提升科研产出水平的最佳途径。     

“官二代”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实证研究

"官二代"在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存在明显的职业性别隔离。只有极少数"官二代"能够成为负责人,而绝大部分"官二代"从事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五类职业。工作变动及时代变迁使得"官二代"职业层次总体有所提高,但女性的提高程度小于男性。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及工作获得途径对"官二代"能否成为负责人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成为负责人的可能性总体小于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更容易成为负责人,提高受教育程度对男性成为负责人的影响大于女性;求职/应聘能够显著提高女性成为负责人的可能性,党员身份和自主创业对女性成为负责人的影响大于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