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研究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能够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等问题。“人才兴、乡村兴”，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为农民，依靠农民的“主力军”作用，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全面振兴乡村的磅礴力量，锚定最高标准承担应有重任，为巩固经济向好发展勇挑大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体。有鉴于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持续高质量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提升农民综合生产能力水平。力争到2035年，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梯次推进并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基于此，文章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义、现状和培育路径进行研究，不断完善和落实新型职业农民相关培养政策，形成农民培养合力，扶持农民和富裕农民，促使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家庭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关键角色，全面提升乡村振兴质量效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路径研究——基于河北的调查

现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通盘审视,经过脱贫攻坚期的不懈努力,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筑了"四大坚实基础",即组织基础、防返贫制度基础、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但两大战略衔接还受到乡村振兴相关部门职责亟待明确和优化整合、扶贫资产资本管理低效、脱贫地区与非脱贫地区政策的非均衡凸显、农民的实际组织化程度低、基层人才队伍弱等五个方面问题的制约,亟需通过明确乡村振兴局职责、强化乡村振兴各相关部门职能协整、提升扶贫资产管理运营水平、缩小脱贫与非脱贫地区政策差异、增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提升集体经济支撑等策略来推动两大战略的衔接进程.     

“有效衔接”背景下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的实践思考

文章从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乡村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以及乡村教育的关键因素入手,简述了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并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为蓝本,探讨陶行知乡村教育与“有效衔接”阶段在重视教育、推进乡村学校建设、培养向“农”人才、关注乡村教师等方面的契合度,建议明确乡村教育战略地位,大力支持乡村学校发展;关注农业、农村、农民,强化乡村教育“活”内容;多举措培育“可下去、能留住、爱乡村”的师资。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机理与模式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亟需寻求系统性方案。文章从科学内涵出发，对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地域类型分异与村庄分类视角下的模式选择及实现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下的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启示。结果表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质上是通过缩小乡村内部分化水平，在转型统筹与良性互馈机制下，提升乡村居民发展能力与村庄发展禀赋的过程。脱贫攻坚解决乡村振兴的前端问题与底线短板，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地域整体功能的全方位诊断与优化，为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方案。实现二者有效衔接需要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机制与实现路径上实现多维立体衔接，实现路径中政策供给是根本，要素供给是重点，动力供给是关键。不同类型地域与村庄需要选取差异化发展模式与路径。需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破解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整合协同，以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     

“城归”、“新村民”与乡村人才回流机制构建

构建乡村人才回流机制,要把乡村建设需要的人才"引回来"、"留下来"。"城归"是近年来我国精英人才的首次"人才回流",是"三农"政策富集的成效,是我国城乡关系的"自我调节",其在一定程度实现了人才的"引回来"。研究认为,当前构建乡村人才回流机制,关键在于如何把人才"留下来",实现向村民与"新村民"的身份转化与意识转化,积极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研究提出,"留住"人才,需要不断优化乡村人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在外部环境方面,应加强乡村规划与执行,促进乡村建设有序化;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配套,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加快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发挥"乡愁"文化的粘性。在人才内部机制建设方面,应加快树立乡村共治共享理念,促使新老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建立双重诚信体系,提升政府与村民诚信意识;建立人才长效培育机制。     

激发内生活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一些改革试点和重大行动计划也在积极有序推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将从前一阶段的构建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进入到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将成为今后“三农”工作的中心.     

生态扶贫与生态振兴有机衔接的实践基础及现实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实施的交汇期。生态环境保护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长远举措,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两者相互衔接的关键点。在生态扶贫过程中,通过设立公益性环境管护岗位、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发展农村生态产业以及推进适度规模的种养循环,为生态振兴积累了经验并打下了基础。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生态扶贫依然存在资金短缺、生态增收能力受限、扶贫开发缺乏生态考量等问题。因此,要明确政府、农村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生态扶贫和生态振兴的衔接中的各自责任,提升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合力。     

从脱贫到振兴：衔接模式、政策执行与生活质量提升

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主题，脱贫攻坚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发展基础、利好政策保障和内生动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以乡村振兴战略20字方针内容作为变量，采用广西壮族自治区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过渡程度、相关政策的执行成效和对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实现有效衔接，政策执行成果推动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其中生态宜居和产业兴旺对生活富裕呈显著正向影响，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对生活富裕的影响相对不显著。研究通过五个变量测度人民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及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为其他地区评价政策执行效果提供了有益借鉴。     

2021年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21年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抓好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福建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福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统筹处理好发展“山”与“海”、土地“分”与“合”、农产品“多”与“少”、环境“守”与“用”、人才“进”与“出”、资金“供”与“求”等六大关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乡村振兴最短板;加快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构建乡村振兴产业支撑;引导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有序流向农村,集聚乡村振兴资源要素;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乡村振兴主体作用;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稳固乡村振兴根本保障.     

构建稳固脱贫的长效机制

我国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和最快速度的减贫，创造了全人类反贫困事业的伟大奇迹，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生机和活力。但由于贫困成因的复杂性和脱贫的脆弱性，如何从机制设计上巩固脱贫成果、阻止贫困复归，是今后反贫困长期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结合后扶贫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工作重点，运用规范研究方法，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有效构建稳固脱贫的长效机制，包括：构建稳固脱贫与精准扶贫政策延续机制；稳固脱贫与乡村产业振兴衔接机制；稳固脱贫与壮大集体经济共促机制；稳固脱贫与“扶志”“扶智”并举的内生动力和能力机制。     

脱贫摘帽第三方评估的地方逆向因应实证研究——基于纳什均衡理论视角

在2016—2020五年间,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共有780个通过第三方机构实施的专项评估而脱贫摘帽。在实地评估中,第三方评估机构与地方多元参评主体的良性互动很多。但一些地方利益主体对评估工作的逆向因应并不是一种良性互动。逆向因应是指在贫困县退出的第三方评估中,受评估地方通过虚假配合、不配合甚至人为设置障碍等方式对第三方评估工作的消极响应。这种消极响应使第三方评估机构步入“低效率陷阱”和“双重利益博弈陷阱”,也使中央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弥补中央与地方贫困治理信息不对称的愿望落空。本文基于纳什均衡理论框架分析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地方政府、贫困户三者间的博弈,并结合某贫困县退出评估的田野调查资料,研究发现：贫困县退出评估的运行过程中,有部分贫困户和地方政府干部倾向于采用反评估的因应第三方策略。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与第三方评估机构非良性互动的原因分析,提出了“抑制地方政府逆向因应、促进正向因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建立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对贫困治理成效验收的有效机制。     

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扶贫资金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构建扶贫资金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的研究假设,以宏观调查数据度量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揭示我国农村贫困的变化趋势,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减贫效果;以工代赈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以及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而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冲击则显示出负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据此,文章提出改善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藏区农牧区扶贫与低保衔接的思考——以青海省泽库县为例

农村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缓解农村贫困的两种手段,在遏制农村贫困现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关于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泽库县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试点.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但仍存在牧民对两项制度衔接试点工作认识的偏差、家庭收入难以核实、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现有低保标准低以及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两项制度衔接应做好对农村低保、扶贫开发对象的动态管理,继续整合扶贫和民政低保资源,锁定交叉对象分步骤实施扶持项目,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等具体措施.     

"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

产业扶贫旨在将贫困户的生产活动纳入社会产业大循环,因此其一直是全世界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式和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产业精准扶贫出现了两条新路径:一是GTP路径,即向贫困户送猪崽、鸡苗和良种等资本,直接将贫困户的生产纳入当地的产业体系;二是GSP路径,即将扶贫资金折合现金并由贫困户自己决定投资项目和选择产业.文章构建了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型以及基于农村公平和效率的农村福利模型,分别研究了这两条新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的动态演变过程,然后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政策模拟,拟探索出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优路径及其政策支持空间.结果显示:在第3~4年的时间内,GSP路径要优于GTP,但是超过4年,GTP路径上的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就会累进性超过GSP.而且,在GTP路径上的时间越长,扶贫效果就越好.在中长期,提高贫困户的技术水平,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额是进一步提高GTP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水平的重要环节.文章的结论对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的理论自信,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旅游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吗?

针对现有文献缺乏旅游减贫多维效果及空间效应研究,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运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教育、医疗、生活与环境五个维度的贫困减缓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共同构成的综合嵌套矩阵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效应。主要结论有:(1)十年间,中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较好地揭示出区域间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十年间,各维度的减贫效果亦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各维度减贫效果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3)十年间,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的贫困均具有显著减缓作用,更重要的发现是旅游发展在这三个减贫维度上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对教育、医疗两个维度上贫困减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4)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步递减规律;旅游发展对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出由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渐增大特征。最后,论文就旅游减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扶贫的机制设计与制度选择

在近20年的扶贫实践中,制度因素在我国扶贫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我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扶贫工作之所以问题重重,主要是因为制度短缺。因此,应加强扶贫制度建设,相应地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制度设计和政策,农村扶贫有待制度创新。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来自中国农信机构的证据

本文从农信机构贷款支农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金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市场竞争，进而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理论部分基于市场势力假说，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放贷行为的影响；实证部分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的县级指数与县域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数据相结合，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结论如下：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激励当地农信机构提升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的投放规模和增长速度，表明数字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鲶鱼效应”。第二，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支农力度的正向影响主要来源于竞争激励机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难以在技术上对农信机构起到示范作用。第三，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还有助于降低农信机构的贷款利率，让更多的涉农主体享受到利率更低的信贷服务，真正推动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普”和“惠”共同实现。     

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及生态脱贫意向分析——以山东地区的政府生态扶贫调查为例

依托山东地区政府生态扶贫实地调查所获得的776份问卷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及生态脱贫意向进行实证分析。样本区域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指数介于2.307~2.953之间,无较大差异,超过90%的贫困群体存在积极生态脱贫意向。实证结果表明:(1)非传统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韧性大,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供给感知敏感度低于生态资源需求感知;(2)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脱贫意向首先直接受到生态保护补偿扶贫政策的刺激,除了补助金补偿,还应通过就业机会补偿、市场化补偿等多种形式刺激贫困群体的发展积极性;(3)其次生态脱贫意向还受到生态资源感知、生态脱贫政策和社会人口特征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