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视角的我国生育率降低原因研究

在目前中国“放开二胎”这样一个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研究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的生育率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结果发现总和生育率和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之间都存在一个同期效应,相互作用.因此,从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放开二胎是有条件的,必须在居民处于较高生活水平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下,其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放开二胎”后不会对家庭和社会造成较大的冲击.     

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国民储蓄的影响的代际分析

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动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储蓄率,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利用安兰.阿沃班克等(AlanJ.Auerbachetal,1991)提出的代际核算体系来分析人口因素对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民储蓄率与总和生育率成反比,与少儿抚养比成反比,与老年抚养比成正比,与城镇化率成反比。但是总和生育率和城镇化率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大,总和生育率调整到0.6或者3.1时,国民储蓄率的变动幅度也才2个百分点;即使2050年时完全城镇化,储蓄率只下降1.5个百分点。     

代际流动约束下生育率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国际检验

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人口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但目前理论界关于人口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很少从生育率视角来考察以及考虑代际收入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文章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在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假设下,一个经济体中生育率的提高会使穷人比重提高,进而拉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地,文章利用1970-2011年76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1)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如果每个妇女平均多生育一个孩子,将会使基尼系数增加0.025;(2)以出生率作为总和生育率替代指标的实证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不同生育率测算指标高度相关且可相互替代;(3)对于代际收入流动弹性越高、收入水平越低或生育率越高的国家(地区),其生育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作用越大.文章关于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对于我国如何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寻求应对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之策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启示.     

男性生育率:我国人口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国际人口学界开展男性生育率研究已有70多年,研究内容涉及男性生育率重要性、数据质量,以及男性与女性生育率之间量化关系等。许多国家在男性生育率统计数据上已有积累,挪威、英国、荷兰及冰岛等国已走在前列。我国尚未开展男性生育率的系统研究,原因可归结为:生育率研究重应用轻理论,有功利化倾向;对国外人口学研究内容的关注有偏颇,对国外人口理论研究关注较少;生育率研究的创新力不够,男性生育率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被忽视;男性生育率统计指标未纳入现行生育率统计指标体系,男性生育率数据空白。阐述了我国开展该领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未来我国人口生育率面临下降压力

人口生育行为作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除受生育政策影响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妇女受教育的改善以及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提升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仍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为此,我国需进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降低育儿成本,以扭转生育率持续偏低的现状,确保人口与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生育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有三个相关的生育问题需要作些深入研究,第一个是究竟我国当前生育是在什么水平?第二个是假如总和生育率的水平是1.8,这个水平能在今后三十年保持不变吗?第三个是假如未来三十年总和生育率过高或过低于1.8是不是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一个问题应该可以用现有的但没有发表的生育数据作更深入分析和举办一次追踪调查去了解妇女生育的历史,追踪同样样本妇女的妊娠结果(活产、死产、流产)和出生儿童的性别。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鼓励生育而能保持正在下降的出生水平。我国社会具备了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的一切条件,特别是小家庭社会制度的普及更在促进生育水平下降。第三个问题用人口预测的方法比较未来不同生育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显示出不同预测的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相差不大,无法得出过高和过低于1.8生育水平的未来人口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结论。     

中小区域多单元人口发展预测——以南京市为例

中小区域人口预测是当前人口预测的难点问题.综合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法,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建立时空回归模型对南京市及其区县的人口发展进行预测.研究表明,南京市在2020年和2030年的户籍人口数分别为673万和727万人,常住人口分别为873万人和1027万人.在影响人口发展诸因素不完全确知的条件下,用多个相邻小区域目前几年的人口数量通过时空回归方法对未来年份的人口进行预测,是一项简便而有效的方法.     

如何看待人口数量多少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国大规模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已接近40年,这期间,妇女总和生育率由期初的每个家庭平均生6个左右孩子下降到今天的1.7个(联合国数据),即使从1991年开始的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也已经持续了17年;这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单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以人为本和高度关注民生.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中国城乡关系的人口学透视(二)——基于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视角

文章首先从人口规模分析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主要基于历次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城市化发展;其次分析了值得关注的城乡人口结构三大变化趋势,主要是通过人口性别比、家庭结构和年龄结构三个指标来研究我国城乡的人口结构差别。通过统计归纳和系统比较等方法的运用,从人口状况客观、科学地分析了当前中国城乡关系。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山西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分析

通过对1990-2007年山西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得出山西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先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四组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和相关方向,得出与人口城镇化相关的线性关系;再对具有高度相关关系的其他三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建立回归模型;最后,结合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计算结果作了简要分析。总结提出山西省应把产业结构优化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以此来促进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现状与政策建议

一、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现状 (一)人口政策的实施取得显著成效,人口实现低增长。 自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全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九五”期间,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以下,我国人口再生产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     

土地开发影响下的杭州市区人口空间演变

在统计杭州市区2000—2009年10年间实施的土地开发项目(居住类、工业类、商业类)基础上,结合人口普查数据,以街道乡镇为最小单元,选取合适自变量,建立人口回归模型,利用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探寻影响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杭州市区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大量开发促使市区常住人口大量增长,且居住用地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此基础上,依据人口与土地开发相关特征指标,借用SPSS系统聚类分析法对街道单元进行分类,从街道层面探讨土地开发给人口空间变化带来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土地开发促使杭州主城区外沿和副城地区形成人口快速增长圈;居住类用地开发促使主城区中心部分街道人口回升;工业类用地开发刺激东部组团人口增长;主城区外围土地开发将在未来进一步促进人口增长和蔓延。     

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结构预测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恶化.现在生育政策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会有效改善人口结构么?根据政策实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结合人口预测模型预测未来人口结构,发现二孩政策的实施尚不能改变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应积极推进生育政策,不应止步于二孩,建立鼓励机制,刺激人们生育意愿.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抽样与加权方法研究

对2000年12月、2006年6月和2010年12月开展的三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抽样方法、数据评估和加权模型做了详尽介绍,以便为各界学者、研究人员和在读研究生使用这套数据时,对数据来源有充分了解。按与人口规模成正比的概率抽样(PPS)方法进行分级多阶段抽样框,对涉及的2万名老年人入户调查所获得的原始数据,利用调查时点左右的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60周岁及以上人口相关结果,通过相应的加权评估,足以推论调查时点我国大陆地区老年人口的总体状况,亦可对五年内的变化状况做短期估值预测。     

西南财大出版社新书推介

正为您开拓一片知识的天空书名:低生育水平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作者:曾祥旭定价:38.00元出版日期:2012年11月内容简介:本书运用人口学及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理清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脉络基础上,分析低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机制,并从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相关变量出发,确立低生育水平下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体框架,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书共分为八章,八章共同构成了本书的四个部分,即研究基础、基本状况、现实考察、结论对策。这四个部分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