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吗?

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Tobit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对环境规制分别从企业、地区以及地区-产业三个层面进行衡量的基础上,发现环境规制在总体上对我国企业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类来看却因企业研发活动情况而有所不同:对于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而对于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并无显著影响.以上结论说明,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目标,我国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重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     

市场化进程下的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研究

基于市场化进程的视角,采用系统广义矩(SYS-GMM)方法估计了西部地区研发投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考虑市场化进程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下降,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幅上升;在考虑和不考虑市场化进程的条件下,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都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显著为正,当期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一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分析

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文章立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利用1999-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隐性环境规制工具等视角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隐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未来西部地区要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设,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高西部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隐性环境规制的作用;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从而充分激发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推动西部地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来自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实证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影响——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

为了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从而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 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结果显示，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并未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等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余两种规制工具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低水平地区，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且表现为负向作用。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动态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主要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等三种途径影响产业升级,本文对上述产业升级路径的传导机制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总体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加快。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上应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并适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从而为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双赢
提供必要的政策思路和配套措施。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检验

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区域产能调节这一问题出发,利用2001-2016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双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区域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但该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约束;环境规制之于区域产能调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大于东部。     

规制研发与绿色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现有研究不足入手,以环境规制为外生变量,构建了包含生产部门和研发部分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利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使用绿色创新技术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明显低于非绿色创新技术时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时,生产部门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此时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获得帕累托最优;中国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正向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     

财政投入、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8—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北大核心

文章基于绿色发展理念,运用DEA模型对2008-2015年各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整体低于东部地区,且创新效率不高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偏低。以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为被解释变量构建面板模型,得出如下结论：（1）整体而言,政府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没有明显的正向作用;（2）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0．5的区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效率高于0．5的区域有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一般（0．5～0．8）的区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效率低和高的两类区域有负向影响。由此可见政府应该增加对效率低的区域的节能环保支出,加强对效率一般的区域的环境规制,从而有效促进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