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在“双碳”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导向下,绿色研发补贴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待深入研究。文章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①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③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④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基于对绿色研发补贴激励效应的分析表明,政府在以绿色研发补贴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时,应警惕微观企业的迎合行为,优化政策工具。本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影响——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

为了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从而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 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结果显示，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并未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等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余两种规制工具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低水平地区，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且表现为负向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经济学家对剩余认识的分歧说明了什么

自魁奈提出"纯产品"学说以来,经济学家对剩余认识的分歧一直难以弥合,这是由他们对剩余研究的目的决定的,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研究剩余的来源或源泉都是为了给剩余的归属即剩余的占有找到更"合理"的出路,与剩余的真正来源无关.由他们所戴的理论有色眼镜所决定,经济学家把剩余的来源分为劳动说、创新说、不确定性说和监督说.劳动说体现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创新说注重的是激励,不确定性说强调了企业家的责任,监督说意在减少偷懒.只要我们不怀任何偏见,这些不同的学说就会为解决目前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矛盾提供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安徽县域经济竞争力实证研究

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保证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至关重要指导思想。文章构建了一个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安徽省县域经济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安徽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国际企业战略联盟研究

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国际企业战略联盟的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问题。通过对战略联盟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概念、作用的阐述,构建了一个整合框架,进而分析了企业特征、环境特征对企业获取合法性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基于制度理论的战略联盟研究,为国际企业的跨区域扩张,尤其是为新兴经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整合提供了新的解释与思路。     

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行为与伦理制衡研究

会计控制作为公司治理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它是包含企业在内的所有组织和机构正常运转的制度基础,加强会计控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而作为会计控制的主体,即接受委托并具体执行、实施会计控制的单位及个人,其产生的会计行为是企业实施会计控制的具体表现,且其采取的控制对策和实施效果均取决于产生的会计行为的导向。只有从利益导向与伦理约束双视角研究会计行为的动因及产生的效果,才能真正找到有效规范会计行为的科学方法。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型探讨

目前关于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研究均是围绕企业展开,而对于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领域的研究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还不够深入,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现有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和模型对于事业单位的适用性较差。本文试图针对事业单位自身特性,为其设计计量模型,以便于更好地开展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我国数字经济研究现状

数字经济已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国内数字经济的期刊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希望能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8年到2019年8月1日收录的,以篇名"数字经济"检索出的971篇中文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以文献计量为主要研究方法,运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该领域的期刊文献进行数据挖掘与规范化处理,以可视化的知识图谱,描述各个高频关键词的起源以及内在联系,揭示该领域自产生至今的研究热点以及演进过程,最后提出相应的展望。     

基于企业文化的品牌传播研究

品牌传播关注外部效应,企业文化注重内部管理,两者看似不相关,但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达成相互统一,这样才能通过平衡外部效应与内部管理之间的关系,有效地拉动企业成长.在分析了企业文化对品牌传播理念、品牌传播实体和品牌传播行为的影响后,提出了基于企业文化的品牌传播流程.     

基于过度自信理论的公司购并行为分析

基于过度自信理论，通过一简单模型对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购并行为和购并效率进行分析表明，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可部分地解释中国上市公司购并事件的频发以及购并效率的低下之原因。     

司法者激励对司法公正影响的模型分析

司法公正与法官激励是当前司法领域中所面临的最为紧迫而关键的问题.本研究运用博弈论来模拟现实的审判过程.通过分析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法官最优选择的基础上来研究法官的法律遵从度、工作勤勉程度、工资收入、外部干预(如贿赂)、司法权的有效配置等重要因素对法官裁判的影响,进而解决社会所获得的公正执法水平.对于不同法律遵从度的法官而言,贿赂、工资等因素的影响是不同的.提高法官法律遵从度并调整法官与社会之间的效用关系,从制度上实现司法权的有效配置,对于实现司法公正至关重要.这为解决当前司法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国家竞争力评价研究

战略资源不仅仅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要素,也是一个国家获得竞争能力和实现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本文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国家竞争力的相关研究,从战略资源这一视角对国家竞争力评价的理论框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并结合应用大量数据对部分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