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来自我国东北3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将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分别建立全域和局域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东北34个城市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工业劳动生产率对工业集聚规模的依赖性较大;工业的集聚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拥挤效应。     

我国的工业集聚及其效应分析 --基于各省工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工业集聚,作为产业集聚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本文首先运用各省工业数据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工业的发展路径,从而得出了工业集聚也是我国目前的一种普遍现象;其次,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工业集聚效应,认为工业集聚会促进集聚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工业产值的提高,进一步导致各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内资、外资工业企业效率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内资、外资工业企业的效率指标，全面考察了中国内资工业企业效率的发展状况及其内在根源。本文发现中国内资工业企业在流动资产管理、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效率在不断提高，但综合效率水平仍逊于外资工业企业；其主因不是内资的税收负担重，而是资本使用效率低及技术效率没有提高，这使内资工业企业缺乏发展后劲。本文最后预测今后几年中国内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将呈明显下滑趋势。     

中国省际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分析

利用1978-2010年中国各省区实际人均工业增加值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省际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进行了研究,探测了各省区工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研究发现,各省区工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且呈现上升趋势.从空间集聚的特征来看,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占主导地位.工业发展空间格局的变动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工业的空间关联有关.作为工业发达省份的广东,由于工业发展模式和区域合作机制等原因而一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辐射效应,长三角地区则从1990年代以来已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外资主导下的汽车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广州为例

以1 069家广州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GIS和HDBSCAN空间聚类方法分析其空间布局变化及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影响汽车制造业企业分布的因素,研究发现:(1)广州汽车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布局演变由近郊区往外围区域扩张;(2)由于长期过于依赖外资整车企业,导致广州汽车制造业产业链存在过于封闭的特征,对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辐射带动效应不足;(3)外资和内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空间布局上存在明显差异,外资企业偏向围绕外资整车企业布局,而内资企业偏向沿交通干线布局;(4)广汽传祺、广汽客车等中国品牌对广州汽车零部件企业更具有辐射带动效应,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5)负二项回归模型显示整车带动、区位因素、集聚经济、人口密度等因素对汽车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有重要影响,而交通因素对广州汽车制造业企业布局影响不显著。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9—2013年中国21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具有循环累计因果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但长期内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波动的解释力将超越产业集聚。     

中国省际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比较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现象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集聚特征日益显著,而这主要又是源于非国有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非国有工业较之国有工业具有更为显著的集聚特征。我们对影响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因素所做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使得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生产布局的影响仍然很微弱;而非国有工业由于产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其生产布局显然受到经济因素的支配,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经济政策因素均对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10—2017年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具有"中心高边缘低"和"北部高南部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污染集聚高值区和低值区基本保持稳定,具有"路径依赖"特征。②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工业污染集聚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所辖的工业核心县(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和海东市所辖的工业欠发达县(区)。③工业污染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性,工业污染集聚与人口密度、经济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之间呈现正相关性,与技术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性。④工业污染集聚不仅受本县(区)人口密度、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受其相邻县(区)工业污染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冲击。研究认为,城市群内各县(区)应加强工业项目协调发展,促进污染联防共治,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发展。     

我国基础工业的集聚与发展途径探索——以日本东大阪市机械制造业集聚为参照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正导致生产要素、资源和分工在不同层次上迅速地变化，并日益集聚于有个性的地区。基础工业在很多地区也正在经历着集聚与整合。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城镇也出现了基础工业的集聚，但是由于体制与机制的禁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和盲目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文章利用在留日期间实地调研所获得的一手资料，分析日本东大阪市机械加工制造业集聚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探讨我国目前城镇基础工业集聚的问题，探求我国城镇基础工业集聚与发展的途径．     

市场、制度与中国房地产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

土地—住房的制度变革和市场需求是重塑中国房地产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1997—2005房地产统计数据,探讨了制度转轨过程中我国房地产外资的空间格局及时间演化。总体而言,房地产外资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省区,近年来开始向内陆地区扩散。计量结果显示,土地—住房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有利于吸引房地产外资企业进入,房地产价格、国内外市场需求与房地产利用外资存在显著正相关,房价越高、城镇住房需求越旺盛的省份越能促进房地产外资的空间集聚;同时,房地产利用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源集聚现象;本地金融市场的发育等因素目前还未成为影响房地产外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FDI流入对中国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影响的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1~2003年经济普查数据,从企业层面就FDI流入对内资企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表明: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正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但有别于以前结论的是,企业层面FDI流入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外资的进入可能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消通过关联效应带来的就业增加。所有制、创新能力和出口倾向也是影响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效应的重要因素。     

工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空间动态面板计量模型的分析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构建了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采用空间动态面板计量模型,探讨了工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工业集聚的因素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集聚有着显著为正并且影响正在减弱;外商直接投资对周围省市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并且正在减弱,而市场潜能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断增强;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集聚企业的吸引在降低,同时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工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中国城市工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研究

在转型经济中,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源于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改变了城市工业所有制结构。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所有制结构较为复杂,多元化程度高;内陆中小城市、矿业城市和重工业城市的所有制相对简单。统计分析表明,企业、产业与区位特定因素决定了城市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程度。历史时期国有企业比重越高,企业数量越少,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越大,则城市工业所有制结构就越简单;发达的第三产业将推动所有制结构多元化,而依托资源的工业经济将阻碍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规模大、人口密度高、交通网络发达以及沿海区位等有利于促进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这也表明集聚效应能够吸引市场导向型企业向城市聚集。     

基于学习型区位论的县域产业集聚格局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产业集聚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基于河南省2000—2009年年鉴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和基本单位普查等资料,构建以地方学习创新为核心的学习型区位论分析框架,采用Moran指数和SLM模型等分析了期间中原城市群县域工业集聚格局变化、两位数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点,以及工业集聚的学习型区位因子特征。研究认为：学习型区位论分析框架提供了区位选择研究的新思路,考虑空间自相关性的Moran指数与SLM模型辨识了产业集聚的地域、验证了地理邻近性的影响。中原城市群县域工业集聚态势明显,经历了倒＂S＂型的发展演变,各个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各制造业集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学习能力、集聚经济、地方学习环境和资本投入是当前促进中原城市群县域工业集聚的显著性因子。     

县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研究

利用长三角地区131个县域单元的相关数据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2003—2012年间长三角地区县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同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县域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三角地区县域工业集聚度呈不断增强之态势以及"集聚—扩散—再集聚"的空间演化过程。在空间维度上,长三角地区县域工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各县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长三角地区,经济政策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县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均有影响,尤其新经济地理因素较为显著。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生产率收敛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企业生产率与效率前沿距离缩小定义为生产率收敛,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探讨内资企业是否具有收敛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外资进入分别对内、外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内资企业与效率前沿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即存在生产率收敛趋势;外资进入短期内对内资企业具有显著正向溢出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外资对行业内其他外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随时间推移渐趋明显。     

中国工业制度体系变迁、市场结构与工业经济增长——计量与实证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最为重要的核心因素,本文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使该问题清晰化:一是利用残差计量分析方法计量出中国工业经济制度变迁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制度结构性变化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二是计量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变化的轨迹,指出制度变革对工业经济贡献的变化趋势;三是根据不同行业的结构性指标,找出导致各种经济成分TFP近几年变化趋势的原因;四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和审视中国工业制度变革思路,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出口：基于价值链角度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出发，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将水平和垂直(前向和后向)溢出统一纳入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进入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抑制了上游内资企业出口，促进了下游内资企业出口，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上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低端锁定效应，表现为缩短了国内价值链长度和使上游内资企业更依赖进口中间品；而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则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促进了其创新；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并未表现出竞争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及中部地区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     

市场潜能促进了制造业女性就业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构造了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真实市场潜能指标,并利用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真实市场潜能对制造业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真实市场潜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女性就业,且考虑变量内生性问题和剔除城市自身真实市场潜能后的估计结果均十分稳健;但这种影响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中并不一致,真实市场潜能不利于国有和外资企业的女性就业,但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内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女性就业,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FDI与中国产业关联分析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FC模型和FCVL模型可知,FDI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一种向心力,保持FDI在东道国的收益将返回母国消费的假设条件下,如果FDI与东道国产业不能形成有效关联,则东道国的国民收入仅取决于其内部要素禀赋的存量而与FDI的存量并没有多少关系,集聚对FDI的吸引力也将非常有限.但在一个加入垂直关联的模型中,FDI、集聚与国民收入之间将呈现一种良性互动.用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可以促进工业集聚,但工业集聚并没有吸引FDI;工业集聚能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而FDI却没有起到有效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因而可以大致判断FDI与中国本土企业没有建立紧密的前后向关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