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能力、路径依赖与技术赶超研究

分析了技术领先地区（国）和技术落后地区（国）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Verspagen模型,建立了基于技术能力和路径依赖的技术赶超模型。研究表明,后发地区（国）实现技术差距缩小和技术赶超的关键不仅在于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还要打破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后发地区（国）不可忽视经济主体“有意识的行为”,实现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的演化。因此,后发地区（国）一方面要培育自身技术能力,另一方面要提高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尽快摆脱技术对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实现技术赶超。     

基于路径创造的后发国家技术赶超模型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是影响技术落后国家(地区)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因素。基于Verspagen模型,建立了一个新的技术后发国家(地区)技术赶超模型。指出:技术后发国家(地区)缩小技术差距和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不仅是提高自身技术能力,而且包括打破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实现路径创造。建议:技术后发国家(地区)一方面要培育自身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尽快摆脱技术对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实现技术赶超。     

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

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是知识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在剖析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路径和方式的基础上,从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其对知识流动的影响。     

科学驱动视角下产业创新网络与生态主体研究——以5G产业为例

利用产业科学关联度指标清晰界定科学驱动的产业与创新，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其在整个产业中的网络地位及其作用，并挖掘产业创新生态参与主体的网络关系。研究发现：科学驱动的创新成果处于网络中心位置，更容易被频繁的引用，能够为其他创新成果提供经验输出和知识依赖，成为驱动创新发展的基石，同时科学驱动的创新成果审查周期和技术覆盖广度在数值上显著大于“技术驱动的创新”，表明其能够产生高价值技术的可能性更大；科学驱动的产业是科学驱动的创新大量汇聚的产业，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具备取得、协调及配置资源的能力，能够整合内外部信息和知识资源，通过频繁的交流、协作带动其他产业的共同发展，为产业的形成演化奠定基础；在科学驱动的产业中，创新主体之间网络结构紧密，产学研协同融合体系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占据主体地位成为创新的主体和参与科学研究的主体，而大学等公共机构的创新成果传播速度更快，在创新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四维”协同框架

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面临着重大机遇,将该系统战略工程落到实处迫在眉睫。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面临的障碍为切入点,聚焦战略实施中的知识、创新主体、规则制度以及主体空间分布,构建“知识—组织—制度—空间”四维协同理论框架,并理清其运行机理和实现路径。     

关于集成创新内涵特点及推进模式的思考

我国目前对集成创新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程度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从技术集成创新而言;广义集成创新是指以系统思想方法创造性地将不同创新主体的知识、技术、市场、管理、文化以及制度等要素进行综合集成而实现创新目的的实践过程。集成创新具有创造性、融合性、系统性的特点,能够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促进创新主体的有效合作以及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的融合,具有集成放大效应。由集成创新的内涵、特点所决定,集成创新是自主创新的基本实现形式。目前最适宜推行的集成创新模式主要有基于企业层面的集成创新、基于企业之间协同价值链的网络集成创新、基于产业层面的技术集成创新、基于创新系统各执行主体有效合作基础上的集成创新、基于产学研相结合的集成创新、基于区域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系统宏观层面的集成创新等。     

跨国公司专利技术的信息化研发趋势

本文以1970年代至今不同时期发达国家专利技术的相关数据为分析基础,研究了发达国家,尤其是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技术研发趋势。进一步认识到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的发展重心,并且不同发达国家有着不同优势,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在近几年来在信息技术上的赶超趋势明显。通过比较,指出跨国公司是技术创新基础上知识创造的重要力量,并且在组织、管理、研发等领域的广泛创新是信息战略的综合作用。中国应学习日本从专利模仿到自主申请专利,同时,注重基础研究的跟进与实践。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需求侧视角下技术标准化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机制与路径探索

数字产业创新能够实现软硬件及创新参与者之间的有效联结，由此技术标准化重要性日益上升。通过数理建模、案例分析等方法，本文从需求侧视角讨论技术标准化推进数字产业技术创新的机制，结果显示：第一，技术标准化对数字产业创新具有双重效应，在新技术主导条件下能够加速新技术扩散，在旧技术主导条件下能够提高创新门槛。第二，在新旧技术并存的条件下，技术标准化水平提升有助于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和抑制数字产业创新中的“过量动力”和“过量惰性”现象。我们借鉴Malerba产业创新系统分析框架，讨论了技术标准化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作用路径。在数字知识累积、创造和价值实现变化背景下，数字产业市场特征决定了竞争企业间低技术标准化与互补企业间高技术标准化共存，并通过一定技术标准化水平来平衡消费者偏好与网络效应，成为推动数字产业创新的重要路径。知识产权制度和技术标准制度协同发展，有助于提升企业从创新中获利的能力，激发产业创新动能。     

技术投资选择与模仿陷阱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将中间产品生产厂商的技术投资选择引入罗默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基于水平创新的技术进步模型。运用该模型对技术追随国技术赶超中厂商的技术投资选择与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型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技术赶超过程中经济运行的路径要经历模仿、创新两个均衡点。厂商利润为正时会进行技术投资,而厂商的技术投资选择模仿或者是创新会影响经济能否顺利跨越模仿陷阱而跃迁到创新均衡点。经济中能影响厂商技术投资选择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都会对跨越模仿陷阱产生相应的作用;技术赶超国应该积极地提高企业的价值,提高技术知识储备和高人力资本的储备,同时还要大力建设国家的创新能力为企业创新营造一个好的创新环境。     

基于纵向市场机制的产业技术进步协同效应研究

理清产业链与创新链的链接模式，发挥产业间技术进步协同效应，全面提升产业链水平，不断丰富经济整体技术内涵并提升创新能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创新货币外部性理论，提出纵向市场机制具有知识、产品价格非均衡信息的传递功能，通过替代效应、结构效应引致上下游关联产业在创新知识利用与创新方向选择上的联系，进而形成产业间技术进步协同效应。使用我国2005—2017年6期投入产出表以及其它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①当前我国纵向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产业间技术进步协同作用显著，并表现为下游—上游协同效应；②由技术进步的细分项看，上游—下游前向联系产生了显著技术改进协同效应，下游—上游后向联系则产生了显著技术效率提升协同效应，分别通过替代效应与结构效应实现技术进步协同。据此，我国在实施区域性或宏观创新科技政策时，需关注新兴产业与既有产业的有效关联，通过引入新兴产业创新生产方式实现区域内关联产业的生产结构效应，并通过加速高精尖知识流动实现区域内关联产业的创新替代效应，构建优势技术产业集群，避免在产业技术发展上出现“孤岛效应”。     

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低端制造转移的“双向挤压”下,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产业融合度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索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驱动作用,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技术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直接驱动作用;产业融合是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中国制造业与信息业融合度低且存在波动下降趋势,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既要激励技术创新,又要促进产业融合,更要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相互作用。     

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入手,将中国制造业的28个细分行业分为4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在控制了研发费用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因素和行业规模等后,采用非线性门限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的产业集聚对本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递减),该影响在不同行业、不同集聚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即随着产业集聚度的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产生先正后负的影响。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切忌走入盲目集聚或降低集聚度的误区,应针对不同行业的要素特征和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的集聚政策。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行业内与行业间路径检验——基于对空间计量方法的嫁接

创造性地对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空间相关性思想进行嫁接利用,在思路方法上进行开拓,构建反映同行业内企业间相互联系与各行业间相互关联的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并以制造业为例,对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行业内和行业间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对行业内路径的检验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同行业内其它企业ODI活动的影响,行业内企业通过ODI促进自身技术进步之后,又通过企业间各种竞争合作关系促进同行业其它企业生产率提高,行业内路径由此得以验证。对行业间路径的检验表明,各行业通过ODI促进本行业技术进步之后,又通过行业间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对其它关联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起到促进作用,且产业完全关联下的促进作用大于直接关联,由此行业间路径得以验证。     

基于技术视角的产业关联发展研究

随着技术的不断产生与发展,各产业间关联关系不断变化,并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针对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创新外部效应,从产业关联产生的本质原因、过程和结果对产业关联发展进行解析。分析了技术在创新系统中对产业关联体系发展的引领作用,揭示了产业关联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提出了五阶段产业关联发展模型及演进路径。对3D打印技术相关产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同一时间不同产业间关联所处发展阶段与程度有所差别,各产业在关联关系中所处地位与作用有所不同,应针对不同产业关联阶段制定产业创新策略,推动产业关联关系合理进化。     

共享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升级路径研究：多层次视角分析框架

基于对共享经济“服务性”特征分析，运用多层次视角分析框架，构建共享经济业态下传统产业创新升级路径层次，分析路径层级要素、职能及特征，讨论共享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升级的动力机制。模拟出传统产业创新实现的层次路径模型，以江浙沪三地共享服务型创新企业的发展状况为基础，假设算例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共享经济驱动产业创新发展良性路径实现是以小生境创新种群的竞合关系为基础，重视各层级内部及不同层级间协同大于竞争的关系培育，积极发挥共享型商业平台的介质作用，提升平台开放水平、优化规制方法，建立适应共享新业态的信用体系，完善制度约束，从而优化促进变量和抑制变量之间的调节比值。     

制造业技术创新策略：技术水平与技术来源选择

制造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合理的技术来源选择，而选择技术来源必须考虑行业实际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技术创新。鉴于此，采用2003—2019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按照技术水平进行分组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技术来源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在高技术行业中的作用更突出；对于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实质性创新，自主研发仅在非高技术产业样本中存在创新激励作用，在高技术产业样本中，技术引进则发挥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技术创新经济效益的影响发现，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会抑制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增长，而技术改造和自主研发会促进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增长，且其作用效果在低技术行业中更为显著。结论可为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针对性选择技术来源、优化技术创新策略提供现实依据。     

我国高技术服务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效率评价

构建了高技术服务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0—2011年我国高技术服务业7个细分行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活动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2010—2011年我国高技术服务业7个细分行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比较了各细分行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差异,并分析其原因。进而利用理想点模型,对2010—2011年我国高技术服务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了排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高技术服务业研发机构的科技创新效率总体良好,但行业差异较大。最后,提出促进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TRIZ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方法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技术突破与创新产品市场化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TRIZ理论作为国际公认的重要创新方法之一,能够有效地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将TRIZ分析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方法嵌入到产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范式不确定、知识产权及科研管理机制不健全、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从制约技术创新的瓶颈、路径分析、创新方案确立等方面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方法问题,针对产业技术创新的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分别制定出合理的创新方案。     

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创新驱动研究--以中西部地区为例

新的结构发展期,加快资源型产业升级对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将可耗竭资源因素引入有关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中,分析技术创新对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将地区产业划分为资源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借助夹角余弦的思想构建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动态指标,利用2005-2016年间中西部地区17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内生驱动力,而政府的调节效应却因资源型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为此,需根据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宜的转型升级策略。对处于成熟期的资源型产业,宜借助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调节作用,激励企业向非资源型产业发展。对处于衰竭期的资源型产业,则要更加注重创新技术的培育和应用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