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农政研究探析——以陈翰笙为中心

本文认为，20世纪早期陈翰笙农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农政问题，其研究理应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这一学术脉络。在传承和对话经典农政理论的基础上，陈翰笙发现，尽管当时中国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小农经营，其主要原因是外国殖民资本和本土封建势力的联合支配阻碍了中国的农政变迁，并最终导致中国农村陷入总体性危机。基于此，他提出应该在土地改革和生产合作的基础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政变迁道路。陈翰笙对中国农政问题的思考和将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中国化”的努力，值得当代中国农政研究者挖掘和借鉴。     

从“家庭农场”到“农民合作”:恰亚诺夫的合作化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

农民经济理论和农民合作社理论是恰亚诺夫农业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恰亚诺夫以家庭农场研究为基础,关注如何在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大生产,提出了以合作社为载体的纵向一体化,构建了"小农场+合作社+支持型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本文通过介绍和补充恰亚诺夫关于农民合作社的研究论述与主要观点,强调指出了恰亚诺夫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下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中国农业发展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     

中国小农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现代转变

中国小农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形成了极强的路径依赖性,小农农地产权制度赋予了农民一定土地权益.但其不利于现代社会化生产,趋于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锁定状态.土地承包制实际是传统小农农地产权制度路径的回归,其在一定产权效率下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土地承包制的产权制度约束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而推进农地产权的资本化改革,促进农地市场化、规模化运作是农地产权现代转变的根本途径.所以要推进小农农地产权制度的现代转变还须进行产权界定保护、政府职能转变、市场机制构建、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体系健全等配套制度建设.     

我国农地抛荒的经济学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和城市占用土地快速增加,导致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土地抛荒日益严重的现象,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增加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隐患.本文认为,农地抛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劣等地"提供较低的级差地租、土地流转交易成本高是当前农地抛荒的主要原因.建议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集中,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实行农地抛荒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有效遏制农地抛荒现象.     

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小农家庭经济——以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有关.     

破解城乡差距之困:基于劳动力流转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无疑可以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然而,在现实的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包括现行土地制度在内的障碍。文章在拓展Todaro模型的基础上,基于CFPS(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农地需求,从而抑制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这不仅导致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无法将农地的未来收益充分变现,还增加了农民市民化的机会成本,并进一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因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给予农民"市民化补贴"以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加速城市化进程,是破解城乡差距之困的根本途径。     

专题: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土地平均分配、城乡户籍划分)和它在高人口压力下形成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合在一起促成了"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这样的经验事实表明,中国更接近恰亚诺夫的,而非列宁、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图像。     

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

以“列宁一恰亚诺夫”之争为理论起点,本文从生产关系的不同维度对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这一新兴的农业经营模式进行了界定,探讨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对农民家庭经营模式的改造。文章从经验中对这种农场的特征进行分析,对其产生机制进行了刻画,并通过探讨农业发展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来分析这种农场得以产生的结构性条件。以此为基础,文章也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进行了再讨论。本文认为,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既不同于只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小农,或免费耕种亲友承包地的中农,也不同于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经营;它能够借助政府或资本所提供的机遇发展起来,也正在从村庄内部内生性地形成。其兴起的结构性条件在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推广。以此为契机,文章试图打破以往以村庄为基础的农民分化分析,而以县为单位,从农业生产本身分析当前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并试图考察小农、中农、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以及资本主义式大农场在结构中的位置。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探究——以广西武鸣区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地流转意愿低下,产权不清晰,流转市场不规范,流转法律法规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落后等这些问题损害了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权益,制约了我国农村土地健康有序的流转.应加强农村土地产权确认,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降低农地交易成本;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弱化农地保障功能;加大对农业的财政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健全农地流转法规政策,保证农地流转有法可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农村改革历史脉络、经验总结和未来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重要的施政领域,不断进行各种探索与改革,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幸福美好生活。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脉络,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提出未来我国农村要继续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来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并着重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的关系、工农城乡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书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中国克服"三农"问题的发展道路

根据对权威性的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笔者论证"资本主义农业"和"规模化农业"在农业整体中所占比例其实较小.以雇工数量来估计的话,不会超过务农人员总数的3.3％.改革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小规模"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农业"其实要重要得多,如今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和总耕地的三分之一.另一主要变化是2004年之后在粮食种植方面的较快速机械化,主要是由小农户以其非农就业所得来购买的.2004年以来新的基层机耕(播收)服务业的较广泛兴起,如今已经达到粮食种植中的70％.认识到小农和小农户对小农业的现代化已经做出的贡献,才能看到其对促进未来进一步现代化的潜能.国家2018年以来已经给予小农和小农业前所未有的关注,应该对小农社区及其潜在的公益道德价值观也给予适当重视.小农户、小农业、小农村"三小农"其实是过去和未来进一步发展"现代小农经济"的关键资源和主体.     

从小农经营到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变革

小农经济属于小生产方式的范畴,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实行以土地农民分散占有方式为基础的小农经营方式;从现代社会的视角看,它是一种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农业经营方式变革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有许多曲折和教训。今天,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对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与历史演变进行科学的研究,揭示其发展规律与必然趋势,积极探索我国农业经营方式变革之路,进而在土地所有制与土地占有方式变革的基础上,实现从小农经营方式向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的历史性飞跃。     

土地资本化的制度障碍与改革路径

农村土地资本化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农业规模经营效率,建立农民长效增收机制的关键性制度创新.农地产权主体虚置、严厉的农地用途管制导致的农民土地发展权缺失、现行法律时农民土地权益性融资实现再生产扩大争收入漉增加的可能性加以限制,是实行农村土地资本化的三大障碍.因此,在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中,做实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以土地发展权的贴现来分摊土地用途管制的成本,大胆尝试农地使用权抵押可获得性的农村金融工具创新,是土地资本化的改革路径选择.     

现代小农经济的一种解释——兼评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从农民家庭生存需要的满足决定农民农场的全部经济活动内容和过程出发,论证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与稳定性。这一理论对于认识我国当前的小农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社会化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研究农民经济行为的基本单元是农户,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能部分解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农业改造和现代化的路径具有多元选择。     

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土地制度及农地制度成为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即农地制度。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绩效评述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农地制度对农业及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农地制度由封建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到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再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制度多次变迁但有两次是质的变化。农地制度每次变迁内涵与绩效不同，最直接反映在农业发展速度及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     

小农种地意愿及其目标价格形成机制研究——以SC省SZH村水稻种植为例

文章使用2008-2012年45户水稻种植小农家庭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粮价预期如何影响小农种粮行为.文章通过使用面板联立方程估计了农地经营和水稻种植等因素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使用二元选择模型考察了粮价管制场景下决定小农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目标价格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在货币收入最大化(支出压力最小化)的小农理性假设下,收入增加越快的家庭越倾向于减少水稻种植面积;目标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有家庭工资性收入、种粮雇工工资和家庭支出水平等.因此未来政府应关注小农的种粮意愿变化,重视小农家庭农业生产行为的转变趋向;构建和完善与小农行为选择相契合的粮食目标价格形成机制,尽可能减小由于小农集中放弃土地经营而对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的早期争论:捍卫与发展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围绕资本集中规律是否客观存在、是否适用于农业,小农历史命运以及怎样正确对待小农等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的焦点,以福尔马尔和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公开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恩格斯、考茨基和列宁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批判福尔马尔等在改造小农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时,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正确对待农民的原则、方针和政策;针对伯恩斯坦等"小农经济稳固论"者对马克思资本集中规律在农业中作用的否定,考茨基提出并论证了资本集中规律作用于农业的特殊形式;通过对自由主义民粹派以及修正主义分子"小农经济稳固论"的批判,列宁不但创造性地提出了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情况来考察农民分化问题的科学方法,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划分农村阶级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两种演进类型的理论.这场争论不仅使"小农经济稳固论"彻底破产,也使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在争论中得到不断发展.     

重新认识农地集体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

家庭承包责任制经营农地已不能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需进一步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和农地经营模式。在已观察到的农村实践中,农地规模经营已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出路,故国家希望通过明确土地权利来促进土地流转,最终达到规模经营的目的。而现实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农地耕作是否方便、收入是否提高,反而对农地确权的关注度不高;土地流转实际情况也不如预期,一些案例中,土地确权后甚至增加了农民生产的不便,反而不利于农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比较4种主要的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后发现,与其他3种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相比,农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不需明确土地权利,从而避免明确土地权利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可与土地整治相互促进,改善耕作条件。建议在农地规模经营方式的选择上优先考虑集体规模经营方式,以稳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