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高新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

一、前言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强调的是土地投入产出的关系,同等的土地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说明土地利用的集约度越高.开发区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现代工业的集聚中心,在用地类型上主要以工业用地为主,其他用地为辅.与城市比较而言,开发区的土地利用更加趋于集约.     

辽宁省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测定及其时空差异

以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对2001、2011年两个年份的辽宁省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化进行分析和解读。结果表明:辽宁省各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只有盘锦市和阜新市的集约利用值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总的来说,辽宁省各城市的土地利用现实状况趋于良好,并随着城市化的脚步向高层次、高集约的水平发展。     

城市化过程对土地覆被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

研究不同时段土地覆被及其景观格局变化对于明确城市化过程中人类对环境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首先基于研究区遥感影像和土地利用现状图提取了长沙市1973-2005年5个时相的土地覆被数据;然后基于FRAGsTATS3.3,从景观和类型两个级别分析了长沙市近32年来不同时段的景观格局特征;最后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了长沙市各类土地覆被类型级景观指数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①城市化过程中,长沙市建设用地和非林植被发生了明显变化,且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通过蚕食非林植被得以实现,而林地与水体的变化较小;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长沙市总的土地覆被景观格局呈现出"随机分布-破碎扩张-局部集聚"这一个复杂变化过程;③城市化过程对不同土地覆被景观格局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④各类土地覆被类型级景观指数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其相关程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对于研究区的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流域景观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子研究

景观格局的时空分异是国土空间结构和功能演变的重要表征,揭示景观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子是构建人地关系和谐的国土空间规划格局的基础。研究以云南省杞麓湖流域为例,基于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三期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分析,采用景观格局指数揭示流域景观的时空分异特征,构建景观破碎化综合指数,结合实地调研成果与地理探测器剖析景观破碎化与自然和人文因子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02—2018年,杞麓湖流域林地、水体和其他用地面积总量减少,耕地略有增加,建设用地显著增加;流域景观整体呈破碎化发展趋势,且在乡镇水平上时空分异明显;高程、人类活动强度、土地利用类型、坡向和坡度因子对流域内景观破碎化空间分异的解释差异显著,其中高程因子的解释能力最强;此外,驱动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加剧了景观破碎化的空间分异。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东莞市海岸带生态风险研究

利用2000、2006年东莞市ETM和SPOT遥感影像数据,基于RS、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选取土地利用指数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东莞市海岸带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特点和结构演变,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结果表明:东莞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类型是围垦养殖用地的急剧减少和居住用地、工矿用地的大量扩张导致对景观的控制作用增强。在人类活动对土地的扰动作用日益加强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趋同性的双重影响下,景观的异质性程度增加,斑块在空间上的连接度降低,破碎化程度增大,土地生态风险程度增大。     

崇左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理论,根据崇左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情况,定量估算了其土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经济价值.结果表明,1996～2000年崇左市土地生态服务价值总体表现为先降后升态势,区域各县(市)土地利用的生态价值变化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生态系统价值变动的根本驱动因素是农业用地内部各种用地类型之间的竞争.单位GDP对应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在持续下降,当前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中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态环境重视不够,经济发展的同时牺牲了生态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     

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经济学机理探析

本文以经济学的视角,从马克思地租理论、土地稀缺理论、土地边际报酬递减理论、帕累托最优效用理论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经济学机理,相应地总结了这些理论的启示：珍惜并利用开发好每一寸土,合理确定土地集约度、度量用地规模、规范产业布局。以期对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黑龙江省巴彦县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分异

以黑龙江省巴彦县为研究区,以1976—2011年间12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像,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在RS、GIS技术支持下,对研究区1976—2011年各种用地类型的数量变化、结构变化、组合方式变化特征及空间格局特征进行研究,以揭示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组合方式以旱地和林地为主,其中旱地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50%以上。1976—2011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面积减少,从而导致旱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林地面积明显增多,主要由旱地转入;牧草地面积减少,其转出主要为旱地、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建设用地、其他用地、水域和园地面积逐渐减少,水田面积增多。21976—2011年,研究区景观分离度、景观多样性和景观形状均呈下降趋势,1976—1988年、1988—2000年、2000—2011年3个时间段内,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分布的集散程度呈现出"集中—分散—集中"的变化特征;格局整体稳定性呈"稳定—不稳定—稳定"的复合稳定性特征;格局形状呈"简化—复杂—简化"的变化特征。31976—2011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最频繁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研究区南部的富江乡和松花江乡,东部的洼兴镇与西部的西集镇和红光乡。     

论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中的边际分析方法

边际分析是指对于某一白变量的增量对因变量的增量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马克思在其级差地租Ⅱ理论中分析的是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时，资本的增量对构成级差地租Ⅱ的超额利润的增量的影响。依据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概念，可以证明，在级差地租Ⅱ理论中，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边际分析方法。     

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耦合关系研究——以临汾市浮山县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文章通过由土地利用变化的递变速率、土地类型内部结构递转系数及土地类型空间结构递转系数,这三个指标构成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综合变动系数,以及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对浮山县2005—2010年的主要地类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浮山县所辖的两镇七乡可以划分为四种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而且各乡镇的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与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之间具有一致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耦合系数来大致判断土地变化的类型。     

北京市中心城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 生境的影响(1992—2016)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北京市中心城建设用地不断扩张， 大量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被侵占，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影响。以 北京市中心城1992和2016年的遥感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对其用地转 换以及空间分布变化进行分析，运用InVEST模型评估土地利用变化 对中心城生境的影响，获取北京中心城生境质量和生境退化的空间分 布格局。研究表明：1992—2016年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用地绝大 多数转变为建设用地，除草地面积增加外，其他绿色空间用地均有所 减少；中心城高度生境和中度生境面积均缩小，一般生境面积显著增 加，到2016年轻度退化生境占总面积的80.5%。在“留白增绿”的 政策背景下，生境评价的结果为北京中心城绿色空间规划及城市森林 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基于MSPA与混淆矩阵的绿地系统格局 演化及其驱动因子研究——以伦敦为例

绿地系统的类型、景观组分及驱动力分析和评价能够为绿地系统的未来规划起到指导作用。伦敦是推动世界建设城市环城绿带的最成功典范。以其为例，首先依据相关政策研究了1975—2018年6个时间点的绿地变化情况。而后借助ENVI5.3、ArcMap10.5、混淆矩阵和MSPA等技术方法从时间、空间维度与绿地格局的类型层面对其1975年来的绿地系统进行了深入探究，提出从时空变化到驱动力分析的绿地系统研究思路。结果表明：1)伦敦1975年来的绿地系统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1975—1990年的缓慢减少期、1990—2011年的迅速恶化期、2011年至今的迅速恢复与完善期，绿地面积占比从1975年的39.83%下降至1990年的38.57%、2011年的30.71%，最后迅速上升至2018年的44.45%；2)核心区景观类型从占该年绿地系统比例39.83%的253.16km2增长至2018年的310.7km2，但边缘仅增加了3.08km2，绿地与周边非绿地系统用地的过渡地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3)研究时间段总体变化的kappa系数为0.68。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程度依次为33%、29%、34%、22%、37%，总体变化程度为32%；植被用地的平均变化率依次为21.73%、18.70%、21.63%、15.55%、21.66%，总体变化率为19.39%；主要的驱动力，建设用地＞裸地＞水域；基于MSPA与混淆矩阵的绿地研究方法具有可行性。     

基于能值理论的整理区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土地作为不可替代的稀缺经济要素,其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使用的排他性,决定了我们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必须集约利用。本文利用能值理论,分析整理区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结构变化,进而反映土地整理的土地集约利用效果。研究结果是土地整理工作较大地改善了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项目区总能值投入比整理前提高了25%,净能值产出率提高了11%,能值使用强度提高了25%,提高了土地生产力和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暴露的主要问题是化肥的使用量较大,有机肥投入比例较低,建议应加大对农家肥的投入,提倡种植绿肥,以利于土壤有机质的保持,为农业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时空动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是经济驱动力和地形结构特点综合作用的结果。文章以杭州市区为研究区,利用近10年的土地利用系列统计资料、遥感解译数据和GIS系统支持下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区位原理,经过数值计算,揭示出了杭州市区扩建过程中,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特有规律,重点讨论了耕地和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波动递减过程。并应用区位商数分析了未来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趋势。结论表明：①居民工矿用地和耕地面积的变化最为明显;②农作物播种面积的递减速率高于耕地面积的递减速率,但菜篮子用地面积却在增加;③萧山区是主要的菜篮子工程发展区,西部是旅游风景保护区,城区发展园林绿地,建设用地向沿江、余杭、下沙扩展。     

中国城区公园绿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建设 用地面积演变的脱钩关系研究

公园绿地是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求”的优质公共 绿色空间，并受建设用地的支撑与约束，科学认识其与人口、 建设用地相互关系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引入“脱 钩”理论及模型，将“公园绿地与人口、建设用地”联动，系 统分析1996—2016年三者耦合特征及整体复杂关系。研究 表明：1)公园绿地建设与人口协调关系严峻，与“以人民为 中心”导向脱节；公园绿地与建设用地处于“以土地推绿地” 的“挂钩”增长态势；2)从整体联动视角看，约1/3城市的公 园绿地与人口、建设用地整体统筹建设不协调，公园绿地发展 面临“过度依赖建设用地”困境，亟须转变成“因人口制绿， 以存量建设用地为基”建设     

地表温度与城市空间分布结构的关系及其 预测模型

就城市尺度级别下的热环境进行评价，为了能够落 实影响绿地规划的具体空间区域，并提供可以指导绿地布局的 方法，以西安为例，量化植被、建设用地空间分布与地表温度 的关系，确定绿地降温的具体区域；通过卷积计算，以温度变 化为0作为界限，细化冷区和热区，提取城市微更新下绿地布 局待调整的位置；基于机器学习的回归算法，由绿地、建设用 地和水体分布预测作为热环境指示因子的地表温度，从而为规 划的合理性提供参考。通过对研究结果的评价，以及与已有方 法的比较，利用地表温度和地表覆盖变化，量化城市空间分布 结构，为绿地规划提供可以落实的具体空间区域。     

全国森林碳汇监测和计量体系的初步研究

森林碳汇是全球气候变化和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碳汇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大气层中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进而影响气候变化和陆地生态平衡.该文从应用角度出发,通过分析自然环境和森林区划等区域特征,进行监测区和样地布设,进行了森林碳库分类.明确了森林碳汇监测区样地调查内容和森林碳汇计量方法,并构建了网络信息化平台,建立监测信息系统,实现数据网络化管理,同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综合应用,为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支持.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分析北京市朝阳区2001～2008年间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过程,并构建评价体系,对土地生态安全进行动态评价。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2001～2008年朝阳区土地利用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耕地、水域等高景观生态功能用地都有不同比例的减少,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又引起土地生态安全性的降低,并且表现出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通过土地利用图与生态安全评价图的空间叠置分析,得到了近年来朝阳区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相应的生态安全调控措施和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具体对策。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土地整理生态效益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以Costanza等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区域土地整理生态效益经济评价模型,并以南京市土地整理为例,评价了南京市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取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显示:土地整理引起了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也必然引起区域土地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逆向的。合理开发利用各类土地资源,适当增加和保护生态服务价值高的地类,补充一定生态用地,应成为当前土地整理过程中重要的内容。     

我国农村土地集中:方式和趋势

在现行的公有产权制度约束下,个人或利益团体获得对土地的终极占有或使用权有四种基本模式: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模式,发包转包模式,以企事业单位名义占有模式和通过政治权力占有模式。本文分析指出,这四种模式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发生重大的演变,土地的使用权将向个人及相关利益团体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