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与要素投入协同发展的时空差异及效应研究——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2001-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实体经济与各要素投入协同度进行系统测算，并对其协同发展水平时空差异及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我国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协同度均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要素协同度均值最高，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要素协同度均值次之，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度均值最低，且均表现为东部地区协同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②实体经济与各要素投入协同度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中西部地区正成为新时期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区域；③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要素协同发展的区域相对差异呈扩大趋势，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度的区域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但东-西部地区间差异均最大，其中超变密度差距是区域间差距的主要来源；④从全国层面看，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投入协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高质量发展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测度及演化分析

基于2009—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数据，运用改进距离协同模型对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能力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收敛模型对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水平进行检验，揭示其演化特征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其发展水平低于协同水平；(2)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融合协同发展势头强劲，中西部地区融合协同发展程度起伏波动，东北地区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波动幅度最大，均有待提升；(3)各省份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且较不均衡；(4)四大区域及全国均存在空间收敛。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开展试点示范、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统筹东部比较优势、用活用足资源禀赋等建议，以合力推动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

本文在把握金融科技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测算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σ收敛和时空β收敛等方法分别对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逐渐走低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绝对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省份呈自我强化态势；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σ收敛特征；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时空β收敛存在明显差异，东北呈发散特征，西部、东部和中部的收敛速度高于全国收敛速度，随着时间推移，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差异逐渐缩小。     

区域科技资源协同度发展趋势及生态化治理机制研究

科技资源是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区域科技资源匮乏与协同度较低严重制约区域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促进区域科技资源协同与共享，如何推动各创新主体共同治理、共同发展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运用2008—2017年黑龙江省与吉林省科技统计数据及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哈长城市群科技资源协同现状与未来协同趋势进行测算，结合生态学理论与生态化治理方式，设计区域科技资源生态化治理机制。结果发现：2009—2017年科技资源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态势平缓，其中2009-2011年和2013年复合系统协同度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其它均处于一般协调状态。通过预测发现，2008—2022年科技资源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仍处于一般协同状态。基于此，围绕科技发展生态环境、区域空间协同、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以及产学研合作等方面设计治理机制，促进区域科技快速发展。     

所有制歧视约束下的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研究

将所有制歧视约束纳入科技金融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假定科技金融活动中“过去掌握的技术不会遗忘”，运用Sequential DEA Malmquist方法，对2000-2014年中国省域和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科技金融效率进行了估算和异质性考察。结果表明：①未考虑所有制歧视约束下的测算会出现显著高估，不能反映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的真实水平；②区域层面考察发现，科技金融效率增长速度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且这种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提升；③制造业细分行业考察发现，整体科技金融效率稳步提升，但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提高，技术效率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非常大，与中低技术制造业相比，中高技术制造业面临的所有制歧视约束更为严重，可能的原因是存在“双重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自由资本垂直关联的协同集聚模型中引入社会信任要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社会信任作用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内在机制，研究分析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产业协同集聚程度也就越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大。基于此，本文对我国30个省份投入产出分析表中的19种制造业门类数据进行了两两任意匹对，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和克服内生性后，均能验证上述结论。鉴于发展程度差异，本文又进行了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的边际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市场化地区。因而，通过提升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促进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应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特别是东部较发达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从空间视角审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协同集聚,基于地级市层面各制造业细分行业两两之间的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探究了各产业组合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并利用计量回归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产业间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地级市更多地分布在东部地区,城市规模等级也相对较高,而产业间协同集聚水平较低的地级市则以西部地区居多,并以中等城市和Ⅰ型小城市为主。我国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区域差异主要受到制度和政策、信息传输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制造业劳动力供给和交通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     

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论文系统测算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变化趋势,并实证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明显;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金融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明显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现阶段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绿色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析

科技创新需要金融创新提供保障,金融的稳健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给予支撑,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首先阐释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效应及其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其次基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标,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构建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模型;进而以201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为例,经验分析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银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明显,保险业也较强,其他金融活动没有想象中的明显,而证券业不明显,并据此提出推动我国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绿色技术创新,但学界尚未从数字经济产业集聚视角展开分析。基于我国30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13—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产业、数字经济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服务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程度依次减小且存在滞后性,表明数字经济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强。通过计算拐点值发现,多数中西部省市处在“倒U型”的左侧,部分东部省市已经超过拐点值。引入环境规制调节变量后,发现其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倒U型”影响,且滞后性明显。本文为我国各省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启示,也为提高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现实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

文章利用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各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但是区域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要从加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以新动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创新、推动制造业区域协同发展、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端制造人才以及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等路径出发,提升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协同集聚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PVAR分析

为廓清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外部性(专业化外部性、多样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不同协同集聚外部性存在差异，专业化外部性较多样化外部性更能促进产业升级，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机制；多样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表现为促进和抑制并存的交互作用，短期内虽表现为促进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抑制作用会逐渐显现；协同集聚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具有区域异质性，专业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仅在东部地区表现为促进和抑制并存的交互关系，多样化外部性与产业升级在东西部地区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中部地区协同集聚与产业升级之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     

区域对外贸易与制造业产业结构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

利用2000—2010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出口和进口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出口与资源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出口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与之相反;三大区域的进口均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三大区域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投资和技术进步;东部地区的FDI、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的FDI没有促进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关系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制造业逆势上扬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的践行。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构建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考察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工匠精神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两者协调发展关系明显，但与实现良好协调发展尚有一定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协调程度最高；四大区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变化虽然相对较大，但呈缩小趋势；省域协调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协调差异缩小程度大于区域内缩小程度，区域内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贡献率。     

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关系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制造业逆势上扬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的践行。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构建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考察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工匠精神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两者协调发展关系明显，但与实现良好协调发展尚有一定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协调程度最高；四大区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变化虽然相对较大，但呈缩小趋势；省域协调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协调差异缩小程度大于区域内缩小程度，区域内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贡献率。     

产业协同集聚、制度环境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

绿色创新兼具绿色和创新双重属性,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2004—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空间视角探讨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现阶段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地理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不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2)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不论在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当前产业协同集聚均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提升;(3)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和协同创新间接驱动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提升;(4)制度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强化产业协同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还能有效抑制产业协同集聚负外部性的发生。     

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测度及综合评价

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途径。基于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和外延，构建了涵盖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26个指标的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指标体系，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作为其绿色生产方式的量化指标，并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可视化分析及耦合协调度分析，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和协同效应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实现了较快提升，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沿线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差异逐渐扩大；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2017—2020年逐渐减弱。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分布格局。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中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的协同效应逐渐增强，但是整体协同水平依旧较低、地区差异明显，协同能力仍需提升。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