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

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管理层风险偏好、管理水平及激励机制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此影响过程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尚存争论.基于沪深A股2007—2018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并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企业高层的风险承受力与管理水平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重要机制和渠道,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明显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承受力和管理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不同行业对"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较高科技水平和竞争水平的行业"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展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要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正确把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限制企业绿色转型实现,这种负向效应在环境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但若公司治理机制运行有效,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抑制。拓展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导致企业粗放生产,进而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上述结论表明,若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环境保护制度,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会对企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发挥政府、公众和保险公司的作用,使管理层更注重长期利益,从而促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生相对积极的经济后果。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否提升公司绩效是国际金融与公司治理领域争议的热点话题。尽管国外学者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经济效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基于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研究很少。本文以2007-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保险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框架剖析了上市公司是否引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及引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年限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值与盈利水平;但随着认购年份增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市值及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降低。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我国上市公司及投资人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认知与理解,为监管部门规范引导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使用提供了一定经验借鉴。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核心骨干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国内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的同时,也对核心骨干员工进行了股权激励。通过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核心骨干股权激励情况的考察,探索了核心骨干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核心骨干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性,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限制性股票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股票期权的影响。此外,不同规模、成长性和性质的企业,股权激励效果也不同。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影响公司价值吗?——基于新《证券法》修订事件研究的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一方面可能通过风险兜底鼓励董事高管积极进取以提升公司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诱发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继而降低公司价值.本文通过2019年12月28日《证券法》修订导致公司诉讼风险整体增加这一外生冲击开展事件研究,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决策的选择偏差,发现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样本组在新《证券法》通过期间具有显著的市场价值增加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效应在风险水平较高的公司样本中更为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激励效应,鼓励公司适度承担风险,积极研发创新以及兼并收购等扩张性活动以提升公司价值.本文研究为识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价值的净效应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研究场景,探究了董责险对公司价值的可能影响渠道,同时也为现有法制环境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作用提供了部分证据.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创新活动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企业应该重视创新。同时，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文章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和研发投入均为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显著；研发投入在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想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需要将适当的股权激励政策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相结合。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员工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创新会产生补充的促进效应吗？

高管与核心技术员工作用于创新的不同过程,同时也是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激励对象,两者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值得探讨。选取2009—2015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的深A上市中小板与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员工股权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在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相较于高管,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高管股权激励降低了创新转化效率。进一步地,融资支持效应和人才激励效应是员工股权激励补充促进创新的重要机制;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中起遮掩作用。     

“混改”国企股权结构、董事会配置与创新绩效

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国有企业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力，其自主创新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障碍。以2013-2017年沪深A股进行“混改”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析了董事会配置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越丰富、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创新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差；董事会中行政型董事比例弱化了股权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董事会中经济型董事比例强化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董事责任保险研究综述

董事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中职业责任保险的一个特殊险种,其作为保护公司董事及高管和改善公司治理效力的重要工具,已经成为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对冲的主要手段之一.董事责任保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的完善起着有效的积极作用.因此,有关董事责任保险的文献研究不仅促进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必然也会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本文通过循序法、分述法来系统的梳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研究,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对于董事责任保险未来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高管人力资本、高管报酬和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部地区上市公司为例

高管人力资本、高管报酬和公司绩效三者之间体现何种关系特征，是企业配置高管人员有效实施高管报酬激励的重要依据，是提升公司绩效的有效保证。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任期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负相关关系；高管年龄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的教育背景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因素尤其是股权因素对高管人力资本特征与公司绩效、高管报酬的相关性有很大的影响。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分析师关注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高管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高管激励与分析师关注呈正相关关系,不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分析师关注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激励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创新仍然存在明显正效应.     

企业股权质押与绿色转型——企业特征与政府行为的调节作用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企业作为推动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能否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能够影响公司绿色转型，具体表现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治理绩效下降。基于企业层面，企业价值越低或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股权质押行为对绿色转型的影响越显著；基于政府层面，国有股权能够有效缓解股权质押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但地方环境规制力度未能发挥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下企业绿色转型行为能够降低股权质押期间股价崩盘风险。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独立董事薪酬激励机制实证分析

利用面板计量模型以及2005—2009年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水平与高管薪酬水平、监事薪酬水平显著正相关,与高管持股水平显著负相关;国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要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独立董事的薪酬水平;公司业绩及总经理变更对独立董事薪酬均没有显著影响。     

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与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基于IncoPat平台检索得到的中国内地高校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采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建立校友网络，分析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校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越处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然而，企业创新的母校纽带也可能产生“小圈子”效应，从而固化创新思维，表现为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在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当企业位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时，这一调节效应不显著。过度强调“母校意识”可能遮掩海外异质性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与开放、多元的创新精神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