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审查制度建设中的主体、程序与方法优化北大核心

充分发挥伦理审查在科技伦理治理中的作用,必须重视伦理审查相关机制构建与完善。目前我国伦理委员会建设、伦理审查程序运行、伦理审查方式方法应用等方面的机制还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影响科技伦理审查质量和效率,亟需寻求对策加以优化。通过案例探讨、数据分析、域外经验借鉴等方法与途径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果:一是在伦理委员会建设上,构建相关认证机制,提高准入门槛,以全面均衡地提升伦理委员会综合实力,通过人员聘用、单独建制、财务支持等路径增强伦理委员会独立性,通过制度约束、业务培训、指导监督,不断提高伦理委员会审查能力;二是在伦理审查程序运行上,完善利益冲突回避机制,合理确定回避主体范围等,根据研究风险等级启用相应审查程序,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三是在伦理审查方式方法上,优化审查结果互认机制,通过结果互认提高审查效率和质量,并加强伦理审查信息化建设,推进伦理数据标准化,健全信息系统权限管理制度。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

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     

企业诚信与商业伦理的构建探析

诚信是社会的根本,也是商业伦理的核心。诚信伦理是商业社会经济有序运行的核心价值,商业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诚信伦理的支撑。本文分析了诚信与商业伦理缺失的表现,辨正地阐述了诚信与商业伦理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探讨了缺乏诚信商业伦理给企业和市场带来的危害。并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制度保障、商事活动主体自律、诚信与伦理道德教育、政府表率、舆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和商业伦理的途径。     

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路径检视及体系化调整

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其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理念、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高度耦合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突出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独特性，有益于矫正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范式的逻辑偏失，反思与拓补行政导向下的封闭式评估体系。现行科技创新政策评估存在标准模糊、方式偏差、主体缺位及结果虚置等问题，可以公平竞争审查为切入点，实现科技创新政策评估体系化调整，着重理念匡正、程序治理、标准建设、结果回应以及责权明确的适用理路，最终推动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走向治理现代化。     

龚天平教授与管理伦理、企业伦理研究

龚天平教授近年以“管理伦理”和“企业伦理”研究为重点,主要提出了如下学术观点： 一、关于“管理伦理”（一）现代管理应追求伦理。管理中本来就包含有“伦理因子”。中国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即强调道德是管理的价值目标的思想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伦理道德的管理价值的思想,充分说明管理应追求伦理;而现代管理中的经济丑闻、社会压力、激烈竞争等因素则迫使管理追求伦理。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澳大利亚实践与启示

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数字科技逐渐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应地,在数字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也愈发明显。作为较早的践行者,澳大利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能为我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本文对澳大利亚政府、行业组织与协会、大学与研究机构、社会媒体、企业五大监管主体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解构了澳大利亚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用户隐私保护、信息获取自由与消费者数据权利、人工智能道德与负责任人工智能研发三大重点议题的政策布局。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澳大利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四大制度安排,即制定战略目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资源建设能力、建立多方合作机制。最后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对中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构建多层次的治理框架、明确伦理监重点、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重视数字科技伦理教育。     

论技术风险视域下的个体伦理责任

个体伦理责任是风险社会制度安排的关键。脱离了具体的个体主体,有可能使伦理责任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技术风险视域下,个体承担伦理责任以个体内在的责任自觉为基点,以个体可选择的自由度大小为基准,以个体占有资源和分享因技术带来的利益多少为权重,按比例、合理分担伦理责任。     

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研究

新兴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内容,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研究,以高效治理范式促进新兴技术良性发展和科技创新事业向善而行。通过阐释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剖析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具体样态、生成缘由和管理问题,运用协同治理范式,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过程和治理范围出发,提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实施路径,为有效应对科技创新领域伦理风险问题,着力提高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效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经济伦理内涵的反思——意识、规范与实践的统一

我国学界对经济伦理范畴的理解主要有经济的伦理、伦理的经济、经济与伦理等三种方式。虽然各有道理,但都没有揭示经济伦理的实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伦理是一种植根于人们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伦理道德观念、规范和实践活动,其内涵有三:一是指经济关系的伦理意识即经济伦理意识,是人们关于经济关系的善与恶、是与非、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等价值取向的各种心理过程和观念;二是指经济行为的伦理准则即经济伦理规范,是指导和评价经济主体行为的善恶价值取向、调整主体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三是指经济主体的道德实践即经济伦理实践,是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的一切可以进行善恶评价的行为和活动,可分为经济个体道德活动和经济组织道德活动。当前经济伦理实践有提倡议、订守则,社会责任投资,创建伦理管理体系等形式。经济伦理意识、经济伦理规范和经济伦理实践这三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科技伦理治理机制的法治因应与逻辑转换——由生物技术科技伦理规制问题展开

针对新兴技术的科技伦理治理,关键在于健全的法治保障,而法治手段主要包括基于私领域市场调节功能的民法手段、基于刑事处罚的刑法手段、基于行政管制的行政法手段。其中,行政法模式应当成为通过科技伦理规制科研活动常态化的有效手段,而现行科技伦理的行政规制模式存在过度依赖行政命令、行政法律主体范围受限、对科技风险预防不足以及多元共治相关制度缺失的问题。通过分析传统科技伦理行政规制模式的缺憾和不足,提出建立多元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科技体制深改背景下高新科技领域立法滞后与创新思路探讨

当前,我国正开展新一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调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然而,我国高新科技领域立法缺乏对高新科技风险的理性认识,演化为控制过严与过度的立法滞后性,主要表现为缺少对高新科技的原则性规定、一些部门规章过于保守、未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等。因此,应当改弦易辙,深入认识并合理控制风险,创新立法思路,强调立法控制高新科技的风险,使高新科技合乎社会时宜,并区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科研诚信“自律”与“他律”协同建设的内在逻辑及现实路径研究

我国在40余年的科研诚信建设过程中，“自律”与“他律”建设均存在不足，两者没有形成有效协同。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更好地发挥科研诚信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需要运用协同学理论，对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系统进行分析，探求系统内部协同机理，促使科研诚信“他律”和“自律”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协同效应，并通过优化科研诚信建设子系统各要素，加强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合作，发挥科研诚信建设系统的最优协同效应，进而构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全方位协同治理体系。     

迈向回应型法：我国科学技术决策立法的反思与完善

我国科学技术决策立法存在明显的压制型法特征,突出表现在公众等外部意见未能充分流入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科学技术进步法》对地方立法约束力过强等。该立法模式极大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反思,结合治理实践中官员“行权”与“避责”的逻辑,将自治型法与回应型法理念有效融合,以此为基础,在立法体系上鼓励基层政府自我规范化,并结合备案审查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确保法秩序和有效治理的协调。在具体运作中,可尝试打破政府对决策权的垄断、引入科技专家和公众作为多元决策主体,参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建立科技决策程序机制,从而形成符合实际的回应型立法模式。     

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收敛规律的定量模拟与验证

伴随城市群发展，各区域以核心城市为中心，不断联合周边城市共同承担区域科技创新风险，从而实现科技系统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几何推导对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动规律进行分析，运用VHSD—EM法计算城市群及群内城市科技脆弱性，同时，利用ArcGIS10.2进行空间趋势面分析以及分级后的空间格局演化分析，进而对城市群科技风险联合防控需求进行实证分析，最后运用Matlab进行波浪收敛曲线拟合。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呈波浪性收敛特征并存在联合防控门槛限制，同时，各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收敛曲线相似性较大、模拟效果较好。     

区域双创政策对科技创新创业活动的影响机理

区域双创政策对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依据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影响因素,将区域双创政策分为供给推动型政策、环境影响型政策和需求牵引型政策,并分析了3类政策对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创业活动的作用过程;构建了区域双创政策对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黑龙江省实际数据为例,对3类双创政策影响因素进行仿真,进一步对区域双创政策实施展开分析。研究结果可为其它地区双创政策实施与制定提供参考。     

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的前瞻性治理特征

新兴技术这柄“双刃剑”虽然给国家带来新发展动能，但也同时引发诸多社会风险，如何化解新兴技术社会风险成为新兴技术治理面临的难题。前瞻性治理研究为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提供了一些思考，但是相关研究较为分散和模糊，相关经验难以奏效。运用文本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聚焦治理主体、过程和结果3个要素，提炼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的前瞻性治理特征，并在中国情境下检验其适用性。结果表明，公众参与结果纳入既定政策议程、否决权、新兴技术公众参与法律法规等前瞻性特征得到专家一致认同，认为它们是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的必要条件。研究结论对提高新兴技术社会风险治理绩效具有一定理论启示。     

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逻辑动因及推进机制研究

科研经费“包干制”对激发科研人员潜能、提升科研绩效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中国科研经费政策演变的基础上，采用政策分析法对比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模式，总结中国科研经费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究改革的逻辑动因，并从考核、激励、容错、审计监督、防控预警、多中心治理6个方面设计科研经费“包干制”推进机制，以期破除科研经费改革中面临的梗阻，优化科技资金配置，调动科研人员热情，释放科研人员潜能，提升科研绩效水平。     

我国科技风险议题设置的行政法反思

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是科技风险规制活动的起始，关涉科技风险规制资源投入方向与力度，影响特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损益。现行行政主导型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模式存在与依法行政、行政公正及权责一致原则相抵触的法治危机。风险认知因素、政治因素与法制因素成为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模式法治危机的根源与内在作用力。我国科技风险议题设置的行政法规制可在考察美国与欧盟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法律规定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重塑规制科技风险议题设置的理念基础，重构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法制的基本原则，建构风险议题设置法制的主体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