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及适度法制化发展

科技发展与法律规制存在步伐不匹配性,这为通由伦理学方法解决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提出了制度建构需求。科技伦理由哲学理论学科或概念发展为一种治理机制,源于科技治理体制在科技与社会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进行制度探索。科技伦理治理以解决伦理困境为目标,对科技伦理的影响进行探寻与反思,为个体行为提供伦理指引。科技伦理治理与法律治理享有不同治理逻辑,二者关系调和是科技治理体系完善的重点。科技伦理治理模式特征体现为适应性治理与软法规制,有必要通过适度法制化路径提升伦理治理效率。适度法制化路径应当坚持两个原则：审慎使用实体权利—义务规范方式规定伦理问题,推动法律通过规范程序方式促进伦理反思;建立法律规则、行政指引与自律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规范体系,完善风险交流机制与伦理共识达成机制,增强伦理原则执行力。     

现代行政法与行政伦理的共性研究

行政法与行政伦理作为两种基本的行政规范，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在现代行政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存在着共同的论域，即行政关系。其次，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即公平、民主与法治。最后，行政伦理与行政法有共同的外部特征，并有相互融合的趋势。     

社会性规制的演进与发展——以美国和日本食品安全的社会性规制为例

随着社会性规制的演变,不同的模式相互借鉴,呈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目前,各国社会性规制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完善社会性规制法律体系,增强法律的有效性;自由和民主的原则贯彻于规制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社会性规制主体;社会性规制逐渐从传统的官僚体制中转变过来,建立政府、企业、消费者、舆论媒体多方合作、共治的社会规制体系,形成政府、公民及社会的共同治理。我国的社会性规制模式的构建应以此为参照物,通过借鉴与扬弃,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性规制政策。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

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     

网络规制中的法治、技治、德治及其全球"共治"

分析了因特网空间中社会伦理秩序的特点和网络文化的负面效应，提出了网络规制的问题，指出了网络规中法治的局限、“技治”的困难、德治的障碍，以及实现全球“共治”的困难，并对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进行了分析。     

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法律规制现状、反思与重构

由于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是产生低质量专利的重要根源，对竞争和创新造成了严重阻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控制。当前，国家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管制，构成一种行政规制模式，但仍存在对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规制不足的缺陷。因非正常申请专利文件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表明，专利文件享有著作权，从而构成一种对专利质量的司法控制。因此，针对抄袭、假冒他人专利文件而申请非正常专利的行为，引入司法规制模式，与行政规制构成优势互补的二元规制体系，并对两种规制模式进行立法重构，以进一步完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规制的法律机制。     

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源流、风险与治理

得益于生态系统竞争优势与第三方支付平台数据集聚功能,大型互联网科技平台频繁涉足金融科技市场引致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新型命题。金融科技市场经营模式的多样性与差异化造成数据垄断竞争效应评估趋于复杂,新型要素的立体嵌入与相互作用则促使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多维嬗变。数据规范供给不足叠加权力协作机制失衡显著梗阻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治理实效,而金融监管与反垄断规制的“先天”冲突更为金融市场创新风险之应对蒙上阴影。防范金融科技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应当在共治、预防、技术理念统摄下统筹治理资源配置,系统性建构以金融数据治理作为主干,金融监管与反垄断规制形塑两翼的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治理机制。     

我国科技风险议题设置的行政法反思

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是科技风险规制活动的起始，关涉科技风险规制资源投入方向与力度，影响特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损益。现行行政主导型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模式存在与依法行政、行政公正及权责一致原则相抵触的法治危机。风险认知因素、政治因素与法制因素成为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模式法治危机的根源与内在作用力。我国科技风险议题设置的行政法规制可在考察美国与欧盟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法律规定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重塑规制科技风险议题设置的理念基础，重构科技风险议题设置法制的基本原则，建构风险议题设置法制的主体性制度。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行政规制

文章对公用事业民营化时代下规制的行政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对行政规制重新定位和多样化的规制工具,提出了目前立法的不足。借鉴一些国外经验并结合行政许可,对市场准入、价格、标准、信息等规制工具的应用提出了一些初步意见并提出必须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并对其行为进行规范。     

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农业科技创新

我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性工程,以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推动的手段,将成为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但农业科技创新也需要有新的治理模式,传统的以城市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治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制度性缺陷严重影响了科技长入经济的进程。城市、农村以及各级政府、市场和城乡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打破了单中心制度安排中最高权威单一性的权力格局,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发展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承担起了农业科技创新区域内的管理和服务职责,并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应通过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中的合理内核,通过构建一种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为主、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顺利进行。     

网络问政与科技伦理诉求

网络问政是科技伦理诉求的政治实践与见证,网络问政的关键是落实网络科技伦理,网络问政的重心是依赖."问政"伦理推进网络问政取得实际治理成效,网络问政的基本路径在于网络科技伦理与"问政"伦理、伦理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网络问政既需要网络科技伦理来导向,又需要"问政"本身的伦理规制来实现.网络科技伦理与"问政"本身的伦理规制构成了网络问政的二维层叠伦理结构与机制.在网络问政风起云涌的今天,厘清网络问政的二维伦理结构与机制,对于推进网络问政有序发展和有效建构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研究

新兴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内容,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研究,以高效治理范式促进新兴技术良性发展和科技创新事业向善而行。通过阐释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剖析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具体样态、生成缘由和管理问题,运用协同治理范式,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过程和治理范围出发,提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实施路径,为有效应对科技创新领域伦理风险问题,着力提高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效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论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规制路径

从国外到国内,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软法规范早已随处可见,对维持社会各个场域的秩序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企业法治的语境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公共性、道德伦理性、模糊性、差异性及非营利性特征使之与软法之治有着契合之处。传统硬法在规制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存在调整范围有限、调整方式刻板僵硬等不足。为进一步助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有必要在强调社会公共治理的新时期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软法机制建设,建立软硬并举的调控机制,充分发挥软法在企业治理方面的作用。     

OECD规制影响评价制度及其对中国重大科技决策评价制度之启示——兼论《科技进步法》第十三条

重大科技决策评价制度在保障重大科技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科技进步法》第十三条对重大科技决策评价的相关规定过于抽象和单薄，有必要加以完善。在行政行为类型化理论中，科技决策作为一项具体行政行为是规制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对规制影响评价制度的确立背景、运作流程及成效进行分析发现，规制影响评价在OECD成员国中已经取得明显实效并得到广泛认可。同时，我国重大科技决策评价制度在现有法律规定上至少存在如下三方面不足：尚未构建完整的事前事后评价机制；现有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可操作性不强；现有相关制度保障尚不健全。因此，从完善我国重大科技决策评价制度角度出发，提出如下3点建议：在现有事前评价的基础上增加事后评价机制；从整体上完善重大科技决策评价法律保障；细化重大科技决策评价所需的程序性规范。     

合作规制:慈善组织行政规制模式之选择

慈善组织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在对待慈善组织问题上的双重性,政府既要充分尊重慈善组织的民间性、保障其自治权,调动其积极性,又要规范、监督、引导慈善组织合法开展慈善活动。单纯的政府规制或是慈善组织自我规制都有其局限性,合作规制是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手段,而引入行政契约理论是实现合作规制的具体路径。一方面政府可以在充分尊重慈善组织自治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慈善组织自我规制的功效;另一方面,政府又可以通过订立行政契约明确慈善组织的权利义务,实现对慈善组织有效的政府规制。     

工业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减排效果 ——基于"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并以2001 -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工业产出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工业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和污染物减排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对于产出增长具有刺激作用 ,同时产出增长又会引起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从而证明了中国工业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但由于环境规制投资依然不足,规制效率相对偏低 ,治理的整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分阶段看 ,"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在过去十余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但2008年后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分地区看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先污染 ,后治理"的过程中 ,而环境规制的效果仅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     

科技-伦理和谐生态视阈中之“科技禁区”探析

科技与伦理之间难以辩证互动是科技禁区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的症结所在,也是科技伦理概念难以成立和科技伦理学难以成学的要因之一。从科技-伦理的和谐生态理念来看,"科技禁区"命题在形上层面至少关涉到科技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两个不同的思想维度。这就决定了应当且必须基于二者各自的合理性限度,于超越而涵摄的科技-伦理生态中审慎界划科技禁区,并通过与其它文化要素的动态制衡,最终实现整个文明的和谐构建。如此整合而成的禁区,才会在现实中促进而非遏制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美国与中国的产品安全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本文从技术规范、标准、市场监督、侵权责任、受害者补偿等方面对欧盟、美国和中国实施的产品安全治理模式进行的比较表明,欧盟行政规制为主和美国责任主导的模式呈现出规制、责任"双严"的特点,中国治理模式则体现出转型期的"双松"特征。欧盟和美国近来的调整方向是防止二者叠加导致的高成本,中国则应该通过标准市场化、界定行政监督职能、强化责任诉讼的威慑和补偿等途径向"一严、一松"的模式转化。     

科技风险的伦理哲学维度及对策

科技风险问题是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紧迫性重大问题。从直接性来看,科技风险的形而下类型可分为内生性风险、嵌入性风险和外延性风险;根据风险类型,可以设计相应的风险克制路径,分别指向技术的升级换代、伦理规范整合与社会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视域下科技伦理审查的制度路径

为应对科学研究活动可能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我国建立起以伦理审查委员会为主体的伦理审查制度。由于制度安排及体制机制存在先天不足与运行梗阻,运行中针对审查权缺乏有效监管,伦理审查未能达到预期风险防范效果,反而屡屡曝出有违伦理道德的学术丑闻。分析科技伦理审查的价值以及伦理审查制度安排的不足,最后提出,基于伦理审查较强的公权属性与公益目标价值,应以确立“风险预防”为核心的更加审慎的审查原则,优化审查主体建制模式,强化对伦理审查的监督与制约,以及加快伦理审查统合性立法进程,作为伦理审查制度完善走向,为科技发展扎紧伦理“篱笆”,推动科学技术“向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