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研究

整合组织动机和期望确认理论，从购买动机视角探讨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将购买动机分为效率动机、规范趋同动机和模仿趋同动机，阐述购买动机对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影响的微观机理。以198家购买过云计算技术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间的关系，并检验满意和认知锁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购买动机正向影响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满意和认知锁定在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各购买动机的中介作用路径呈现差异化。其中，效率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和认知锁定部分中介，模仿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部分中介，规范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认知锁定部分中介。研究结论打开了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黑箱”，对于企业深入理解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促进突破性技术在持续采用过程中发挥真正价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管理角色动机、晋升机会认知与管理者的创新行为

笔者运用问卷调查,以335名科层企业管理者为被试,考察了管理角色动机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以及晋升机会认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管理角色动机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角色动机的四个维度中,决策和学习意愿对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晋升机会认知的一个维度--积极认知,在管理角色动机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资本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隐性知识获取的中介作用

基于积极组织行为学和知识创造理论，以243名企业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法和Bootstrap抽样检验法，探讨了员工心理资本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了隐性知识获取在该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隐性知识获取部分中介了心理资本和突破性创新绩效两者的关系，其中，技能型隐性知识获取部分中介了心理资本和突破性创新绩效间的影响关系，而认知型隐性知识获取未产生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为知识管理研究提供启示，并且为企业进行心理资本开发和实现突破性创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垃圾分类回收努力对绿色购买意愿的影响

垃圾分类回收是当前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推进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温情理论，从认知和情感双视角构建垃圾分类回收努力影响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机制模型，通过调查526名消费者对二者的溢出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垃圾分类回收努力正向影响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即消费者努力参与垃圾分类回收能显著提升未来购买绿色产品的意愿；(2)感知消费者有效性和温情感发挥着中介作用，与感知消费者有效性相比，温情感的中介作用更强。     

真实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

领导力如何影响团队创造力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也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团队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从团队认知过程视角探究真实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通过95个有效团队的数据分析发现，真实型领导通过两个团队认知过程即“团队建设性争辩”和“团队观点采择”的完全链式中介路径对团队创造力产生正向作用。从团队认知过程视角扩展了真实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作用路径及机制研究，同时，对企业领导从何种路径激发团队创造力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教练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来自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

作为企业创新的不竭动力，员工创造力的价值日益凸显。针对制造企业，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了373份员工调研数据，构建一个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探讨教练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具体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教练型领导能显著正向预测员工创造力；员工内在动机部分中介教练型领导对其创造力的积极影响；员工变革开放性在教练型领导影响其创造力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作用部分通过员工内在动机进行中介传递。最后，提出相应管理启示，为制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合法性机制约束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式创新趋同行为研究——以中关村软件园为例

利用新制度学派观点,以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式创新行为为基础,以合法性机制为视角,从组织域层面解释企业集群式创新趋同行为的发育机理,并以中关村软件园企业创新联盟为例,揭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创新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集群内企业通过强制趋同、模仿趋同以及规范趋同3种机制,在使自己适应创新制度环境的同时,不断具有创新同质性。同时,产业联盟成员企业通过创新与模仿、合作与竞争等行为提高其合法性,实现企业集群不断创新的目标。     

合法性机制约束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式创新趋同行为研究

利用新制度学派观点,以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式创新行为为基础,以合法性机制为视角,从组织域层面解释企业集群式创新趋同行为的发育机理,并以中关村软件园企业创新联盟为例,揭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创新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集群内企业通过强制趋同、模仿趋同以及规范趋同3种机制,在使自己适应创新制度环境的同时,不断具有创新同质性。同时,产业联盟成员企业通过创新与模仿、合作与竞争等行为提高其合法性,实现企业集群不断创新的目标。     

站在趋同的角度研究城市技术效率的发展规律

站在趋同的角度对城市的技术效率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对σ趋同、绝对趋同和条件趋同构建了理论模型,并利用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数据来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σ趋同、绝对趋同和条件趋同同时存在于辽宁省技术效率的发展过程中。2005年以前趋同速度较快,2005年以后逐渐减缓。起促进作用的外生变量为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进出口比重;起阻碍作用的外生变量为政府消费比重。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社交媒体用户参与研究——考虑问题性使用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分析了用户的需求动机对其社交媒体参与行为的影响,探讨了问题性使用对上述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基于微信用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工具需求动机和惯性需求动机均能显著地正向影响用户参与;问题性使用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上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技术锁定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创新模式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从创新数量转移到创新质量上来。聚焦技术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技术锁定效应,运用DEA-SBM测度技术锁定效应并分析其发展趋势,检验技术锁定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寻找解锁技术锁定负效应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技术锁定效应显著抑制创新绩效提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模式中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对技术锁定负效应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自主创新投入可以深度缓解技术锁定对创新绩效的消极影响;消化吸收能力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之间发挥创新路径枢纽作用,表现为创新模式一体化的调节作用可以显著缓解技术锁定负效应。另外,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创新能力不同未造成明显的技术锁定效应差异。研究结论对于积极调控我国技术锁定效应、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吸收、技术改造与国内外技术获取 ——基于高技术产业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

利用外部技术还是发展内部技术是企业面临的重大选择，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则为这一选择增加了难度。基于2003—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分地区面板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对高技术产业企业是引进国外技术还是购买国内技术的问题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技术吸收对企业引进国内外技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改造对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并且两个关键变量的交叉项和滞后项也显著，这一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同时，企业自办机构研发对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的影响亦显著，但方向不确定。上述结果表明，技术吸收能力和技术改造能力及自主创新对于企业是选择国外技术引进还是国内技术购买具有重要影响。     

后发企业营销能力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机制

颠覆性创新逐渐成为后发企业的一种重要战略选择。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后发企业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两种战略导向下营销能力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机制，构建营销能力以组织敏捷性为中介影响颠覆性创新的研究模型，进一步分析后发企业认知合法性的调节作用。以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为调研对象，并对191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后发企业由外而内营销能力对组织敏捷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内而外营销能力对组织敏捷性存在倒U型影响；组织敏捷性在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营销能力与颠覆性创新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正向调节了由外而内营销能力与组织敏捷性间的关系。     

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通过知识分享在员工创新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以信任和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以创新动机为调节变量,构建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对成都高新区软件园5家电子信息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443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22.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均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信任在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分别在结构维度、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共享分别在结构维度、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创新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主效应显著,但对知识共享、信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州市274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

基于有限理性假说，构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运用Probit模型对广州市274家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受教育程度、风险态度，企业类型、注册资金、信用，企业风险认知、对科技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对保险保障水平的认知，以及行业竞争程度、政府支持本行业的满意度、是否参加行业协会等因素对企业科技保险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对当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参保率低的原因作出解释，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政府应从增强企业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提高保险保障水平、丰富保险产品品种和发挥保险融资功能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科技保险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州市274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

基于有限理性假说，构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运用Probit模型对广州市274家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受教育程度、风险态度，企业类型、注册资金、信用，企业风险认知、对科技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对保险保障水平的认知，以及行业竞争程度、政府支持本行业的满意度、是否参加行业协会等因素对企业科技保险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对当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保险参保率低的原因作出解释，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政府应从增强企业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提高保险保障水平、丰富保险产品品种和发挥保险融资功能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科技保险发展。     

企业颠覆性技术路线图制定研究

为分析潜在颠覆性技术的识别与路线图制定,首先简要评述了颠覆性技术路线图制定方法的研究进展,然后讨论了如何在企业层次系统性地识别潜在颠覆性技术选项,描述了如何评价这些技术选项的潜在颠覆性和对企业的战略重要性。最后,着重于颠覆性技术与持续性技术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深入分析了制定颠覆性技术路线图需要注意的诸如利益关联者、技术、市场、基础设施、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等多方面问题。     

Forecasting sales and product evolution: The case of the hybrid/electric car

We present a model that forecasts sales and product evolution, based on data on market and industry, which can be collected before the product is introduced. Product evolution can be incremental but can also take place by releasing new generations. In our model adoption of a new product is motivated by attribute improvements (enabled by technology evolution), and firms' attribute improvements strategies are motivated by market growth and directed by market preferences. The interdependency between attributes' improvements and cumulative adoption level makes the problem inherently dynamic. The dependency of attribute levels on adoption levels is assessed using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analysis. Market preferences and purchase intention response to attribute levels changes are assessed based on a conjoint study. The option of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data about both demand and supply aspects, before the new product is introduced, enables us to estimate sales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endogenously rather than to require them as inputs. We demonstrate the method on the hybrid car market.     

技术董事、技术资源配置与企业成长: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选取2012-2017年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索技术董事对企业成长的驱动效应及技术资源配置的中介作用，以解读技术董事、技术资源与企业成长的多重关系。研究发现：技术董事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驱动效应；技术董事对技术资源规模具有一定的放大效应,且能够改善技术资源配置质量；进一步讲，技术资源配置规模与质量是技术董事与企业成长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立足于创新发展现实情境，以上结论可为处于创新十字路口的中国企业董事治理及技术培育提供一定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