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哲学”人本逻辑的彻底颠覆——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读评

1844年底,德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学术事件,这就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发表。①我在讨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已经提到恩格斯与马克思有涉这本书的一段讨论。②可是,这本书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它对马克思的哲学发展是否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始终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依我现在的研究结果,施蒂纳的这本书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它第一次全面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在一定的意义上,施蒂纳也是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消解形而上学“类哲学”的人。固然这本书混杂着非常多谬误和狂想,特别是在自身理论逻辑的立论上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它在当代思想史逻辑的批判尺度中还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特别是我认为,这本书对于马克思彻底摆脱人本主义类哲学,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革命,有着直接的负促动影响。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用十分之七的篇幅用来反驳这本书,就可想它的反面地位。对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伪问题"与"舶来语"--读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

在葛兆光教授看来,“中国学术界”或者“汉语学术界”的“麻烦”、“困惑”和辩论,都是诸如“科学（science）,“哲学”（philosophy）、“宗教”（religion）、“文学’（literature）这类“舶来词语”带来的。中国人用这些概念“描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乃是“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并且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要穿这样的衣衫,不过是阿Q精神,要和人家比高低:你有的我也有,甚至比你阔多哩。而且在葛教授看来,这些争论都是“定义之争”,而定义之争就是“伪问题”。 本文不敢苟同“伪问题”说,而是想从讨论“舶来语”和“伪问题”入手,谈谈中国人为什么要穿这些不合身的衣衫。不过在文章开头,我要先说出自     

在经济学停止的地方，思想前进了

经济学中技术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与艺术中的技巧和灵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样的。2006年的春天，我读到顾城谈诗的文字。他说：“技巧是重要的，但它永远不是主要的。”“你以为自己写得很美了，联想很奇特了，很聪明了，你反而就看不见诗了。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阳春之大陆桥

时在中春,阳和之期。赞扬中春阳和者自古有之:“阳春白日风花香”(晋·乐府古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汉·乐府古辞)等等,均说明阳春三月的大好时光。人往往触景生情。写了上面一段文字,权作是“比兴”,虽不伦不类,但却是笔者的一种希冀,于是我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大陆桥,想到了人们关注的陆桥经济的发展。无巧不成书。在今年第三期《大陆桥视野》中,我读到了陈星桥《“陆桥联唱”提高沿桥城市竞争力》的文章。它虽说只是抛出了一块“砖”,但我以为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沿桥城市的重视,因为它是发展陆桥经济的牛鼻子,牵住了这个牛鼻子,经济就会沿着科学发展观的轨道进行。     

中国究竟需要多少金融中心

据中国金融网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国提出要建立国际、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城市有28个.如果说之前众多城市的“金融中心战略”只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构想,那么,随着“京沪交锋”、 “成渝暗战”,以及“东北争霸”格局的凸显,中国“金融版图”已经不可遏止地进入了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中国需不需要这么多金融中心?美国那么大的金融市场,我们知道的也只不过是华尔街、芝加哥这样的金融中心.中国各地争建金融中心现象,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样一个事情?我在《十问中国金融未来》这本书里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自我主义”抑或“互以对方为重”——“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一个尖锐分歧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中国人行为的领域中,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梁漱溟所提出的“伦理本位”大概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理论,它们之间既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也有一些深刻的分歧。其中最突出的分歧在于对中国人行为取向的判断,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其行为可概括为“自我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自私,而是“互以对方为重”。本文认为这一分歧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性”大讨论,作为这一讨论的典型代表,“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各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得失之处。     

认识你自己：舍得者，快乐存

西方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探索与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一脉相传，历时百年，形成了犹如“丛林”般的人性假设观点：先后出现了“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复杂人”、“文化人”、“学习人”、“效用人”、“自在人”等多元化的人性假设。     

冒险的迁徙: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依然带上了“中国式”的阴影:在西方具有多维指向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仅被幻化为“怎么都行”,他们置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笔下的批判理论于不顾,陷入了欲望的狂欢。批判性的匮乏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死结,从而使这一思潮在中国陷入了“合法化”危机。     

控制了生活方式，就控制了国家主权

“事实上,西方说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内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逻辑,本身就有问题。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逻辑。”     

“人”的消解与“人”的重构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都存在着一个关于“人”的消解和重构的课题,并且其内容既有相当大的区别,又不无相通和一致之处。我们今天关于“人”的消解和重构的任务含有两个分属不同时代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如果说第一个层面是在“重复”西方近现代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的话,那么,第二个层面则具有了真正普遍的时代(当代)意义,完全有资格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话。而这一对话在我们的人学研究中亦将表现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人学研究的近现代思考维度与“当代——未来”这一思考维度的对话。     

中国不再例外

“中国例外”这个词,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国内外媒体的财经报道中,比如论及各国经济的经济增长率低迷,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电脑销量不理想,或者汽车工业停滞时,都会马上跟上一句“只有中国例外”。这样的报道看得多了,作为中国人的我也多少有点忘乎所以。有一次见到一位某国际金融机构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指导的西方经济学家时,我向他提了这样一个含有建议性质的问题：“是否能够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者推广呢？”这位专家想了一会儿说：“可是,中国是一个例外呀。”     

"红塔山"烙印

“红塔山”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资格的名烟。关于它，我有两段深深打下时代烙印的古怪经历。第一段经历是“呼机与红塔山”。手机的“前传”是呼机，在1990年，传呼机是一个时髦、昂贵、紧俏的东西，完全有理由折射出配备者的身份。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一元化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一直存在两种理论指导的分歧与争论: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二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最近又出现一种“二元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一起同为指导,我认为,“二元论”实质上仍是“一元论”。表面看,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与马克思主义政治     

中国的经济学走向何处

<正>“中国的经济学,在先后否定了西方经济学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学理论之后,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中国经济学走向何处?如何创造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这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谷书堂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第八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     

为亿万农民工兄弟呐喊——《中国农民工》序言

资深经济学家沈立人继《中国弱势群体》之后，又一部力作《中国农民工》问世。我为这本书的书名和主题所吸引，情不自禁一口气逐章逐节从头读到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者以流畅生动的笔触，深人浅出，把深邃的哲理通俗化、形象化，表现出这位资深学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娴熟的写作技巧。更令我感动的是，全书通篇表现出一位有良心、良知的诚实的学者那种与工农大众心连着心的浓厚情感。他不是用笔蘸着墨水，而是用自己的泪水和血汗再现“弱者”的境遇，大声地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呐喊，呼唤社会各界关注“弱者”。他用行动忠实地履行了一个共产党人学者的天职。     

协商民主的中国视角浅析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民主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它从价值层面建构了一个“平等、包容、公开、理性”的理想的协商模式，并在中国引起了广泛讨论。     

故事中的竞争哲学

求生反应与速度竞争有两个人在树林里过夜,突然树林里跑出一头大黑熊来,其中的一个人忙着穿球鞋,另一个人对他说:“你把球鞋穿上有什么用?反正我们跑不过熊啊!”忙着穿球鞋的人说:“我不是要跑得快过熊,我是要跑得快过你。”故事听起来有点无情,但竞争就是如此残酷。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并且竞     

企业家的形成与财产制度——评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正> 张维迎先生负籍英伦数载,成就专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并改写成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联合出版。我喜欢这本书,因为:(1)它以作者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背景,提出对主流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2)它以一个特定的企业理论为题目,为我国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典范,即在系统把握了微观经济学以后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以及如何在特定问题背景下叙述理论,而这正是目前在海外研究中国的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做到的,在他们的论文中往往缺少辞义学所说的“问题意识”。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在融入经济科学主流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努力之一。     

中国海外研究（下）

首先，谈谈“海外民族志”的概念与话题。我想说，在国际社会，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知识生产方式一直是对文字感兴趣，即使学者人在国外了，也只是在国外收集现成的文字，不会自己去做实地调查。这是一种很“中国特色”的国际现象。这是我们知识生产的大问题之所在，尤其是在人类学这个框架里面。     

李光耀的政治观

美国学者认为“李光耀本能地反对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也就是敢于讲一些在西方话语霸权下很犯忌的大实话，这些话会让西方一些人“感到震惊甚至不安，但往往具有启发意义”。去年美国两位学者采访了年近九十的李光耀．然后从他过去卷帙浩繁的讲演和著作中辑录了许多言论，编成了一本书《李光耀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真知灼见》，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两位美国学者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回顾过去，而是启迪未来”。他们认为“李光耀本能地反对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也就是敢于讲一些在西方话语霸权下很犯忌的大实话，这些话会让西方一些人“感到震惊甚至不安，但往往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