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间的博弈模型

东道国政府的外资政策框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东道国的区位吸引力，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东道国的立场出发，尝试构建以东道国利益为核心、以东道国政府外资政策最优设计为目的的博弈模型，分析跨国直接投资活动中东道国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和策略。     

FDI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度量

全球化进程中,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十分巨大,但是关于FDI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却起步较晚,对于东道国政府的调控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选用我国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深圳市作为研究对象,该地区外资占比较高,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引进外资政策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为了准确地度量FDI的污染效应,本文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在对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分析FDI对于五个主要环境污染指标产生的影响.论文研究的结果为政府在环境监管以及引导外资产业流向提供了政策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存在多种途径,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当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东道国企业研发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都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提高我国引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优化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存在多种途径，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当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东道国企业研发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都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提高我国引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优化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FDI纵向一体化、技术转移与东道国产业发展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被视为东道国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FDI纵向一体化的进入模式有可能不利于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文章在双边寡占的框架下,将技术转移决策以及技术扩散效果引入Lin和Saggi(2011)的模型中,分析上下游FDI一体化与非一体化进入方式对东道国产业发展和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本土企业技术能力不足时,上下游FDI一体化进入方式虽然会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先进技术转移,但这更有利于FDI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而且这种一体化的进入方式通过消除自身面临的“双重边际化”以及加剧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双重边际化”来挤压本土企业的利润,进而给东道国企业的利润和福利带来负向影响.文章不仅为外资带来的“产业升级悖论”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而且也为我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和改善引资质量提供了借鉴.     

FDI对云南资本形成效应分析

大多数研究都显示FDI有助于东道国国内资本的形成，有利于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但是对FDI对东道国的负效应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对FDI对东道国资本形成挤出效应研究方面比较欠缺。从协整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对云南省的资本形成有正相关关系。因果分析表明，FDI不是资本形成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比较大。外资不是云南资本形成的必然原因。挤出效应分析表明，在某些产业FDI对国内资本具有挤出效应。     

FDI、异质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加坡的数据分析

笔者在对FDI技术外溢效应以及东道国吸收能力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异质型人力资本在东道国引进FDI以及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方面的关键作用进行理论研究,结果显示: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互动作用是促进一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讲就是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是东道国引进FDI以及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关键因素,同时东道国在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基础上也能更进一步提高本国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与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把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技术进步的源泉代入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加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的观点得以验证.     

外资企业生产率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

外资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必然影响到生产组织形式及FDI区位选择动机,进而影响东道国贸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其中的机制是:节约贸易成本的动机使得外资企业生产率、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正向联动效应;但关税是主要贸易成本时,则有逆向效应;节约生产成本的动机使得外资企业生产率可能与其实施FDI反向联动,进而会弱化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福利。实证表明:1985年以来,中部和西部内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而沿海沿边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却先增后降。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也正好与中国自90年代大规模引进FDI以来,1998年达到拐点,此后,不同区域的外资结构和数量也明显出现异质性波动的过程一致。因此,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引资政策和基础性分配政策变革是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基点。     

中国与印度利用FDI的科技创新效果比较研究

利用FDI过程中研发国际化对东道国创新体系的结构与绩效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而研发国际化的技术外溢取决于研发的类型与东道国的经济、科技等背景。通过中印两国在利用FDI促进本国科技创新方面的比较发现：中国利用FDI资源特别是在外资研发机构及其研发支出方面明显强于印度;中国在吸收FDI技术溢出的研发投入、硬件条件等方面较明显优于印度;中国是开放度很高的＂外资带动＂型的创新路径,而印度更偏向于＂自主创新＂型的发展模式;制约中国自主创新还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深层障碍。     

FDI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东道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健全与完善,不仅可以直接促进技术进步,而且可以通过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的渠道来放大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对FDI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剖析了FDI与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所得税统一与完善我国外资优惠政策研究

一、税收激励对外资流入影响：理论与实证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公司是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跨国公司的FDI决策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追逐高额利润。衡量利润水平的综合指标是税后投资收益率。如果用R表示FDI的投资预期收益率，T表示企业所得税税率，则利润水平为R（1-T）。政府通过优惠政策，降低T，必然提高FDI的决策收益水平，增加FDI吸引力。在实际操作中，跨国公司的预期收益R，由于受到东道国的市场法制化的程度、制度的变化、投资配套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投资环境影响，形成不同估计值。如果某一个东道国的R值变化无常，相对而言，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决策时，被迫更注重投资环境。但是如果东道国之间的各类基础设施水平保证了R的相对稳定性，跨国公司就将税收优惠程度作为其最主要的投资变量之一。此时，处于R低值的FDI接受国家和地区，要保持不低于竞争国家和地区的FDI投资引诱，必须将T降到更低水平，才能弥补R的不足。     

外资质量与引资优惠政策分析——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从东道国与外商投资者的博弈行为出发,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外资优惠政策调整的动态博弈模型,据此模型得到三个命题:东道国引资过程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条件,优惠政策的边界条件取决于收益系数、成本系数以及最佳外资规模的大小;优惠政策与投资环境具有反向的替代关系,与外资的最佳规模呈正比关系;低质量的投资对环境的敏感系数要小于高质量投资,低质量的投资对优惠政策的敏感系数要大于高质量投资。并用这三个命题对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历程做了解释。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挤入挤出效应的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一直是研究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Agosin和Mayer（2000）的总投资模型,选取2003-2006年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流入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同时本文对挤出效应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跨国企业投资、政府招商行为与最优引资政策选择

通过构建一个以东道国利益为核心的博弈理论分析模型,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对跨国企业投资与东道国政策选择之间的均衡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东道国外资优惠政策的最优水平与资本缺口的大小以及对外资需求的迫切程度成正比,与投资环境的优越程度成反比.因此,对于东道国而言,外资政策应朝向合理、有效且注重优化投资环境的方向发展.     

利用FDI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战略研究

国家信息中心资料表明 ,截止到 2 0 0 2年 8月底 ,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4114 95个 ,合同外资 80 75 98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 42 96 65亿美元 ,中国CDP年均 9 7%的增长速度中 ,大约有 2 7个百分点来自于利用外资 ,我国已经连续 8年成为FDI(外商直接投资 )最多的国家。入世后 ,中国为寻求发展在不断更新投资开发模式 ,其中在利用FDI领域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战略实施对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乃至为全球谋取长久经济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1　FDI与东道国经济水平和发展模式的关系FDI优势的发挥与东道国经济水平与发展模式具有直接…     

需求增长、调整成本与FDI动态调整决策

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本文借鉴宏观调整成本投资模型,将调整成本引入企业FDI的动态决策分析,从微观角度阐述东道国市场需求增长、调整成本对外国投资者进行FDI规模动态调整的影响,得出外商对FDI规模的调整路径呈现出一种非连续且较为陡峭的演进态势,并就此对中国引进外资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从而验证上述结论.     

资本流动新格局:变化中的中国外资策略

<正>一、目前我国利用FDI的新特点1．我国利用FDI的增速放缓近年来,随着我国吸收FDI规模的增加,FDI增速呈放缓迹象。当前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其他形式的外资流入加速。2．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有     

山东省制造业FDI流入与贸易结构优化的互动作用

针对山东省制造业FDI流入与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定性分析与模型检验表明,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制造业FDI流入对贸易结构优化具有促动作用,贸易结构优化又是制造业吸引FDI流入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对山东省制造业外资及外贸引导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外资引进政策应因产业技术水平和行业结构而异,外贸与外资政策应在产业竞争优势引导方面保持一致性,加工贸易的发展应控制在适度规模。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

经过10多年较大规模吸收外资,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流动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第一,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下降,表现为外资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下降,在各东道国中按外资比重衡量的排名下降。第二,对外投资迅速增长,未来五年投资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投资母国之一。第三,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多样化,表现为非FDI方式使用外资增多,以购并方式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增多,服务业吸收外资增多,以我为主组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增强等。这些变化使跨境资金流动与国内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面对新形势研究开放问题,要综合考虑商品和要素流动的需求,考虑作为外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的利益需求,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母国措施及其对FDI流动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一般涉及到资本的投入方、资本输入的东道国和资本输出的母国。有关国际投资的讨论大多集中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层面,尤其是跨国公司为什么投资?在东道国的行为方式如何?以及吸引FDI的东道国因素和东道国如何对待外国投资者等方面,这些问题已成为当今国际投资问题讨论的重点。但是,与FDI有关的母国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当今国际问题的讨论中却很少涉及。在国际投资措施中,母国措施(HCMs,是指影响FDI输出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过去对这一措施关注有限,因为母国措施属于发达国家政府的单边权利,其主要作用就是促进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