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研究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以排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合理改进累计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建立村民参与监督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进而得到使排污企业积极治理农村环境的约束条件。在综合考虑双方前景价值感知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治理补贴,构建环境补贴对排污企业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模型,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村民参与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前景价值感知与治理决策行为。解决了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考虑政府和排污企业前景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补贴下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与规律,以及村民参与监督对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构建我国农村环境多主体治理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排污费制度监管环节博弈分析

对中国排污费监管问题建立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得到:(1)当罚金、超标排污费较高时,地方政府能否从超标排污中获得直接利益不是企业超标排污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2)若罚金与超标排污费较小,超标排污是企业较好的选择;(3)若罚金与超标排污费之和大于污染治理成本两倍,且大于政府监督成本,企业超标排污的概率与监督成本成正比关系,与超标排污费与监督成本之和成发比例关系;(4)地方政府所能获得罚金与超标排污费,以及必须承担的监督成本多少对超标排污有重要影响。     

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企业的环保行为备受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实施漂绿行为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旨在降低企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通过运用时间行业双向固定模型研究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的提升可以减少企业漂绿行为。再通过对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媒体报道可以增强公众关注度对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且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漂绿行为存在异质性,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借鉴意义。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吗?

对职工个人层面的研究表明,股权性质显著影响职工平均工资,但已有文献对于企业层面上股权性质如何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尚缺乏深入探讨。以1999—2009年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本文深入考察了国有股权性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样本期间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而且这一结论在控制了行政垄断、企业规模和职工教育背景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控制级别和职工工资类别后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显著更高。其中,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显著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又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非国有企业并无显著差异,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显著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股权性质对职工工资的影响,丰富了职工工资的相关研究,并对推进我国国有企业工资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政府关注视角下财政分权对社会参与研发积极度的影响——一个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揭示财政分权影响社会参与研发投入的规律对于我国加强和完善地方政府研发投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社会参与研发积极性的影响存在一条由地方政府研发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路径。基于此，以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研发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运用基于Bootstrap方法改进的中介效应模型，就全国、分地区、分时段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和分地区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研发投入的影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或直接作用，财政分权程度提高会对地方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研发投入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从分时段看，财政分权对社会研发积极度影响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时段差异。     

高管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兼论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

本文实证研究了国有企业的外部区域环境和行业环境、内部创新环境,特别是内外部环境的纽带要素——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利润提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当高管所在企业与高管曾经的政治背景隶属于相同省份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相比不同省份更强,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对国有企业的利润也有极为明显的影响。国有企业所在省份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在国有企业政治关系与国有企业利润之间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实证数据表明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垄断程度对其利润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但将国有企业政治关系纳入到模型后发现,垄断对国有企业利润影响不明显,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国有企业的R&D投入上。经过分析,本文认为,政治俘获理论在我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有比较强的解释力,而国有企业高管去行政化改革将有利于改善政治关联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基于古诺模型的电力市场排污收费制度研究

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及古诺博弈模型对电力市场的排污收费制度进行研究，分析排污收费前后电力市场均衡的变化，推导出了古诺博弈均衡的通用解，分析了企业排污系数（βi）、企业边际生产成本（bi）和政府施行的排污收费税率（r）对均衡结果的影响，分析了征收排污费过程中发电企业的行为选择过程，认为电力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根据排污收费税率（r）来调整其排污量。最后提出了政府如何制定排污税率的建议。     

环境信息公开与地区空气质量——基于PM2.5监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污染防治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信息公开是有效协同治理的基础。文章利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污染监测信息公开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污染信息公开可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第二,在政府内部压力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还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监督积极性,推动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整,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第三,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治效应受到地方官员特征、地方财力的影响,在官员年龄越大和财政压力越小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更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和加强环保投资水平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环境政策视角下企业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

以2012-2013年348家沪市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探究了不同企业特征下,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依据企业特征提出了环境政策建议。结论表明,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时的企业特征为：对于东部地区、盈利能力较高的非重污染非国有绝对控股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盈利能力较低的重污染企业,前者环境关注度较低而企业价值较高,后者则相反。但对多数企业而言,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相关性不显著。基于CSR报告和实证结果,政府应通过节能标准、清洁生产机制、绿色产品创新、环境财政等途径支持非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较低的重污染企业和中西部企业提升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     

论污染物放排总量控制及排污申报系统的改进

分析了总量控制与排污申报之间的关系，总结了现有排污申报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环境信息公开和现代信息技术，提出了以Internet为信息公开平台、总量分配为激励手段改进现有排海申报系统。一方面有助于构建公众、企业和政府之间相互监督、制约的环境管理体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决目前环境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励企业给出真实的排污信息，减少政府的信息管理成本，提高总量控制和环境规划的有效性。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控制权与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以2004—2010年的非金融类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绩诉求目标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行为差异,揭示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分权是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1)相对经济增长率、财政盈余等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目标构成了影响国有企业政府控制权的重要因素,且不同级别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的影响存在差异;(2)随着行政级别的下降(省一市一县),政府控制权对公司价值的损害效应逐层减弱。这表明基于不同的政绩诉求,相对于高级别政府,低级别政府与企业的利益更为一致,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所带来的价值损害更小。     

企业所有制结构与区域工业污染——基于我国200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选取我国200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港澳台企业与区域工业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港澳台企业的环境污染效应均为正,这三类企业的发展均会导致环境状况恶化;征收排污税可以改善环境,而工业污染源治理资金的投入却并未带来相应的环保效益。     

劳动保护与企业杠杆变动分化——基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劳动合同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我国劳动保护增强对企业杠杆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保护增强会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和非国有企业杠杆率下降。该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杠杆上，且随企业劳动密集度的提高而增强。劳动保护增强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劳动经营弹性作用于企业杠杆水平，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劳动经营弹性的变动对企业杠杆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地方政府干预是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未预期的环境污染：税收征管的跨部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重点税源企业的监控标准构造断点回归设计,考察政府提高征税强度如何影响企业的排污行为。实证发现：税务部门的重点监管行为会显著提高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机制分析表明,重点税源企业通过超排污染的方式缓解税负压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放松了对其环境外部监管,最终使企业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环保投入。本文还发现,随着税收优惠的落实和政府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税收征管对企业污染行为的溢出效应能够得到有效遏制。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地方政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策略的调节效应

加强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治理，是“双碳”目标下实现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以2013—2020年高碳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差分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排放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下，高碳企业的碳排放量显著下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会导致企业碳排放量增大，而碳交易制度在环境规制策略与企业碳排放量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缓解环境规制执行中的策略选择缺陷。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显示，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的减排作用具有负向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规制策略对企业碳排放的消极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空间相关性下，碳交易制度的负向溢出效应依然可以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给企业减排带来的不利影响。     

财政分权、企业寻租与地方政府补助——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2007-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企业寻租与地方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补助越少,而且企业寻租有助于其获得政府补助;(2)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助越多,而对非国有企业的补助则越少,说明在政府补助方面存在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营造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任重而道远。     

低碳经济下煤炭企业排污行为的博弈分析

基于我国长期处于"政府主导型"的环保模式中,运用博弈论方法,建立简单的政企双方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在局中人混合策略解的基础上,对影响政府监管与企业排污概率的因素进行重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控制企业排污处罚金及政府监管成本等参数,是提高政府监管概率、降低企业排污概率的有效途径。进而,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若干指导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