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分权还是债务增发*

财政政策工具实际操作偏离最初设计将会降低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本文关注财政分权深化和政府债务增发的逆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总体呈现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放大了地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债务增发使地方财政政策呈现逆周期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及其收入面、支出面均呈现顺周期性，由“顺”转“逆”的债务平衡点分别为0137，0113，0209。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都在债务平衡点之下。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内在因素是官员晋升激励。晋升激励的程度越高，地方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越大。但外部市场融资环境的波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本文的政策主张是，不宜过度财政分权，应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促使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     

财政分权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研究

以"财政分权催生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推高房价"为主线分析财政分权程度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影响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财政分权程度是引起房地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原因,财政分权改变了地方政府行为,为减轻财政支出压力,地方政府需要从土地出让以及房地产业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多重依赖随之导致房地产开发成本上升和房价上涨。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转轨时期我国财政风险成因及控制研究(下)

本文主要是对我国转轨时期财政风险的形成原因及其控制制度进行了研究,它对于完善财政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均具有重要意义。从财政风险来源看,我国财政风险具有明显的转轨性特点,它可分为一般性财政风险、转轨性财政风险和特殊性财政风险。本文按照"财政风险的衡量标准、形成机制、形成原因、制度控制"的基本思路,以转轨性和特殊性财政风险为主要对象,重点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1)本文从赤字融资方式的角度,构建了财政赤字率、隐性赤字率和政府收支赤字率等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指标,试图建立一个既能与国际上通用口径可比,又能反映我国真实财政风险的赤字率衡量指标。政府收支赤字率是财政赤字率和隐性债务赤字率之和。(2)本文采用隐性债务赤字的直接估算方法,从而得出了1980～2008年期间我国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水平,1980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都在3%之内,隐性债务赤字率在6%～10%之间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收支赤字率围绕10%波动。债务是赤字的积累。2008年年底我国国债负担率仅为17.73%,总债务负担率却高达67.5%。隐性赤字和隐性债务是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3)本文用经济学、博弈论理论,构建了财政风险形成机制模型,证明了所有地方政府都举债是地方政府博弈的纳什均衡,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无限膨胀的内生机制,中央政府对地方举债往往采取财政机会主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最大容忍度主要受举债的挤出效应的影响,偿还税率高低对其没有实质性影响。(4)本文对影响财政风险的5个定性方面的原因进行了量化,构建了一组分析财政风险原因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政府收支赤字率是最能反映真实赤字水平的指标;地方经济竞赛对财政风险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会导致地方政府以债务积累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控制赤字率的过快上升。财税体制不合理和预算制度不完善也是财政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5)本文从建立赤字率和债务的警戒线、改革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改进政府激励约束机制等七个方面提出了控制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     

分权、地方债务与现代财政改革——基于财政分权不同角度的效应分析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地方债务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主流观点是收支不平衡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反对派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大.但分权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地方债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从支出、收入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减少地方债务.构建现代政府间关系,“五五分成”后亟需增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构建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多级政府结构往往为传统的财政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结构引入主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财政分权下地方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财政分权的多级政府基准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总产出波动、47%的投资波动以及62%的消费波动;(2)地方性公共投资对本地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地区间贸易对其他地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且该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财政竞争程度的加深而显著加强,因此财政竞争为地方性投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传导机制;(3)反事实分析表明,深度财政分权会在短期内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而削弱中央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同时又在长期提高整个经济总产出与社会总福利。本文为定量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的财政政策动态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地方财政压力与融资平台举债——基于“营改增”全面推广的研究

本文从财政分权和财政压力的两个角度研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形成机制以及扩张路径，通过分析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变化揭示了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广对于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基于2009—2018年间地级市“城投债”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财政压力与近年来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造成这种相关性的原因可能在于，财政支持力度的减弱促使融资平台通过债务发行“借新还旧”和补充流动资金，而非用于新增基建投资。上述效应在地方主政官员晋升激励较强以及地方隐性金融分权较弱的情形下更为重要。     

政府关注视角下财政分权对社会参与研发积极度的影响——一个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揭示财政分权影响社会参与研发投入的规律对于我国加强和完善地方政府研发投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社会参与研发积极性的影响存在一条由地方政府研发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路径。基于此，以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研发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运用基于Bootstrap方法改进的中介效应模型，就全国、分地区、分时段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和分地区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研发投入的影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或直接作用，财政分权程度提高会对地方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研发投入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从分时段看，财政分权对社会研发积极度影响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时段差异。     

财政分权、预算约束和财政竞争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行了以财政分权为理念的财政体制改革,从而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利益,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本文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的简要历程和分权状况下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以及它们和财政竞争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财政竞争可能产生的后果。     

中国土地财政研究

土地财政现象是在中国大陆特定土地管理、财税体制等制度背景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而出现并发展演变。由于地方政府发展冲动、预算软约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土地出让收入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引发了土地资源粗放利用、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扩张、国有土地权益流失、房地产市场泡沫、征地拆迁矛盾冲突、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等经济社会问题。当前,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研究和探索解决中国土地财政问题十分迫切、意义重大。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考察了我国土地及土地出让制度的发展演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依赖程度、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及面临的挑战,进而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和国际相关经验,提出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总体思路,具体为:从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和公共财政建设的要求出发,在保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流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立足降低和弱化当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坚持短期调整与长期改革相结合,综合考虑土地制度、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制度、债务管理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在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土地财政相关风险。文章最后在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和相关财税体制、加强政府土地相关收支管理、深化相关改革等方面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持续累积可能会引发债务危机，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向金融体系传导，引发金融风险。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积累能够显著地传导并引发金融风险。在经济增速较慢、财政分权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会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渠道影响金融风险。本文将土地制度、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等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所得结论对于深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并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分税制背景下的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政府支出分权明显高于收入分权,存在财力和事权的不对等。收入分权与土地财政没有显著关系,支出分权与土地财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分税制引致地方政府事权的不断扩大是引发土地财政的主要原因。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能有效缓解土地财政。上述关系还受到地域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影响关系最为显著。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实证检验“利维坦”模型在中国的有效性

运用利维坦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并解释了这种影响方式与利维坦模型不同的根源。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财政规模最大化的倾向及争夺税源的财政竞争,使得当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权力和职责转移给地方政府时,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而收入分权的约束作用,却因为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权上的缺失,使其无法产生影响。将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当地方自己组织的收入越不能满足支出需要只能仰赖中央政府的补助时,就会越增加这种扩张的趋势。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来自中部欠发达地区J省的经验证据

现行的财政支出式分权导致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而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能力受约束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土地财政来缓解地方财政赤字压力。现行的政绩考评体系、预算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土地财政的重要根源。本文以中部欠发达地区J省为例,验证了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影响效应,建议通过完善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的归一性,同时构建以人为本、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绩考评机制来根治土地财政问题。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财政分权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即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快.这个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政府治理,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假说.本文的研究说明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应适当增加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地方政府分权程度.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三方演化博弈分析——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风险隐患犹在,风险约束机制亟待完善.在中央政府财政分权背景下,文章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博弈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以及整体的演化稳定策略,并进行仿真验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以通过三方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加以控制,中央政府演化稳定策略的选择受其审计成本、惩罚额度和转移支付影响,地方政府演化稳定策略的选择受其负债成本、金融机构的监管成本与惩罚额度影响,而且中央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稳定策略选择会相互影响.最后,文章结合当前财政分权的形势,从博弈参与方的视角给出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债务治理体系现代化.     

财政分权对我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

财政分权能否提高地方政府效率,有关文献看法不一。为此,笔者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此做实证研究。采用DEA方法衡量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并以财政收入的自主性衡量财政分权程度。通过对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效率进行T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U型。其他解释变量方面,各省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地方政府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时间趋势变量与地方政府效率的关系为负相关。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