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中国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顺周期性

作为反周期工具的财政政策,调控行为及效果是研究的一个焦点之一。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利用计量方法、设计相机财政统计量、检验财政政策行为特征,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财政收入受经济周期影响显著,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财政支出总量波动顺周期行为显著,但结构变量波动周期特征不一,从类别上分析,购买性支出变量较转移支付变量顺周期特征明显;从时间上分析,财政支出在1998年之前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之后逐渐呈现出经济繁荣期的顺周期与经济萧条期的逆周期并存的非对称性特征。与其他国相比,中国相机执行了更多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在经济下滑时期表现出更高的逆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时期具有更高的顺周期性;相机抉择效应大于自动稳定器效应,因此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顺周期。     

解决地方债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债券化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大规模膨胀的过程.1978年～1992年,中国经济转轨的前期阶段,地方举债受到严格控制.1992年以后,我国开始步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凸现.1994年财政改革分权后,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在1998年～2004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地方政府被动增加直接债务.2004年后,地方政府债务迈入"大跃进"阶段.其间,2004年～ 2007年,中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但每年还是出现大量赤字.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债务规模庞大,扩张普遍较快;县乡政府负债沉重;债务来源多样,债权主体不断扩散;债务关系复杂等特征.2008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及国内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城投债井喷的新态势.     

“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的波动是对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合理的刻画,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的根源.利用1994-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具有双面作用,一方面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中国经济的波动,而波动的根源是分权体制本身.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会激励地方政府无论在经济衰退期还是繁荣期都采用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正是这种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财政分权、融资约束与税收政策周期性

中国的税收立法权集中,而税收征管执法权却高度分散,宏观税收政策的周期性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共同决定。本文在税收平滑模型基础上引入财政分权体制下国税和地税部门两个税收政策执行主体,发现中央和地方债务融资约束的不同以及税收共享机制将导致中央、地方税收政策周期相背离——中央税收政策是逆周期的,地方税收政策是顺周期的,而宏观税收政策是非周期性的。基于中国2002—2013年间29个省级单位国、地税征管数据的实证检验为中央、地方税收政策周期相背离的理论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发现不仅为理解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对优化中央"减税降费"政策效果,从分税制、地方债务、转移支付等财政体制源头上治理税收政策顺周期行为具有参考价值。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一个综述

本文通过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影响、管控的相关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梳理,总结了较为成熟的财政联邦经济体在地方债务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对正处于分权化改革当中的转型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最终落脚到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因与分税制度不完善、地方官员激励扭曲、地方融资平台不规范、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需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更加错综复杂,需要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制度特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地方财政压力与融资平台举债——基于“营改增”全面推广的研究

本文从财政分权和财政压力的两个角度研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形成机制以及扩张路径，通过分析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变化揭示了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广对于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基于2009—2018年间地级市“城投债”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财政压力与近年来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造成这种相关性的原因可能在于，财政支持力度的减弱促使融资平台通过债务发行“借新还旧”和补充流动资金，而非用于新增基建投资。上述效应在地方主政官员晋升激励较强以及地方隐性金融分权较弱的情形下更为重要。     

地方政府换届对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的影响

建立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是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而科学编制和规范执行是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关键环节。预算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地方官员集中换届时期，理性的地方官员有动机策略性地利用预算工具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进而造成预决算周期性偏离。利用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研究发现预决算偏离具有随地方政府换届而变化的预算周期性，预决算偏离在换届前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换届前人事变更不确定性较高，中央监察力度较强，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更偏好“留有余地”；换届后人事变更已确定，中央监察力度减弱，晋升竞争和财政增收激励着地方官员选择“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为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进一步规范地方官员预算行为，需要改进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完善经济目标责任管理制，规范财政收入预算管理，并强化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机制。     

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

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政策背景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文章基于我国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越多地通过出让土地资源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就会越少地将土地资源抵押或质押,从而削弱了隐性债务的扩张,土地财政与隐性债务呈现相互替代的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财政压力就越大,地方政府就越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资金来源,从而推动了隐性债务的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促使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偿还地方债务的保证,削弱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效应的研究,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供对策建议。     

财政结构性调控、工具选择与宏观经济波动

构建开放经济DSGE模型系统研究结构性财政工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通过引入消费税、劳动收入税与资本收入税,和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与转移支付以及相应的政策冲击实现了对税收收入和政府支出工具的细化,模拟分析了各项冲击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不同类型财政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政府在选择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应结合经济运行特征、调控目标和意图以及冲击来源与类型综合考虑。为了切实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在加大政府支出规模时应注重优化支出结构,扩张转移支付力度;在进行结构性减税时,应有针对性地调节个人经济行为,制定更大幅度更广范围的个人所得税方案,充分发挥好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功能,助力宏观经济提质增效。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与经济增长*

根据Ghosh et al（2013）财政空间理论，利用2010—2019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省级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个别省份出现了财政疲劳现象，要把控好债务风险雷区，但各地区债务限额存在异质性，在不损害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大部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政府负债率高于财政空间的临界点（或较低的财政空间）时开始阻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通过降低政府负债率实现更高的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渠道是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储蓄和长期真实利率也是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长期名义利率未能成为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后危机时代中国与 欧美财政政策协调研究

本文通过达瓦斯两国财政离散度的测算和MSVAR模型对中美、中欧财政政策协调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中欧的财政政策相关程度比中美要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地方财政分权模式与欧元区相似,以及美元霸权地位的“资本双向流动模式”所决定。债务危机后需要各经济体进行统一协调的财政方案,否则一个开放经济体政策的作用效果会被抵消。目前中国在国际政策协调中仍处于从属地位,未来美国的财政赤字将大幅下降,同时欧元区的赤字也将波动下降,中国要加快做好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 实现机制及动态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财政调整时期的内生划分方法，采用STR模型对于我国1980-2012年间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与动态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是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主要是经由消费渠道发生，而且是通过影响消费者预期产生。二是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条件下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组合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当基本预算余额/潜在GDP小于临界值-0045 0时，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反之，财政支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凯恩斯效应。三是财政政策调整的幅度是居民消费需求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但财政政策调整的组成成分与政府的初始债务规模不是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先决条件。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还有助于改善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操作效率和运行效果。     

地方财政行为是否驱动了中国贸易 收支的动态调整*——基于异质性动态调整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借助异质性动态调整模型从动态视角考察了地方财政行为对中国贸易收支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平均而言，在地方财政行为的驱动下，中国实际贸易收支向最优水平动态调整的速度约为0045。总体表明，地方财政行为对中国贸易收支的驱动性影响较弱，引致实际贸易收支向最优水平调整的速度也较为缓慢。（2）财政支出分权的强化会制约贸易收支的调整速度，贸易收支调整呈现“相对惰性”。财政收入分权的提高和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扩张能够加快实际贸易收支向最优贸易收支调整的速度，助力贸易收支实现平滑调整。预算外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变化对调整速度则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3）贸易收支的调整速度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的结论表明，现阶段中国要实现贸易收支的平衡调整路径，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把握好财政行为与贸易收支的动态联动关系。     

财政收入最大化与地方政府地价竞争

本文借鉴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将中央政府的若干治理手段嵌入到地方政府地价决定函数中,对财政收入最大化与地方政府地价竞争的治理策略做比较制度分析。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地价决定中具有产业间边际财政总收入均等化的动机,适度提高农地征收价格以及服务业税负,有助于压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空间。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只对那些租赁而不是持有地产的经营者才有效,可以考虑适度增加住宅所有者的税负来实现“增税降费”的财政收入结构调整,同时继续维持对营业场所以租赁为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税收优惠。     

相机抉择政策、经济增长与地区产出波动

本文旨在研究地方政府的相机抉择政策对经济增长和产出波动的实际影响。本文首先从预算软约束和晋升激励的角度分析这一政策的作用方式，然后用模型测度出相机抉择政策，并以2000—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相机抉择的确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但却带来了明显的产出波动。不过相机抉择政策具有明显的时滞，其真实效果集中凸显在政策实施的两年后。因此，我国应加强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使相机抉择政策在规则的框架下更为合理地使用。     

财政困局下经济结构调整路径的再定位*

我国财政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不协调等因素,导致当前甚至未来较长时间财政都将面临着总量上的收支矛盾和结构上的央地矛盾,财政陷入困局。政府主导的供给方结构调整对财政支出和减税要求较高,在财政困局下难以为继。因此,结构调整路径应定位于市场主导的需求方。经济下行周期中企业腾挪空间较小,政府仅通过减税等给企业松绑并不能帮助企业发展,而必须通过投资模式创新等激发总需求。为此,需要相应的财政变革。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 地方税收收入体系

如何维护地方税收体系的有效性，始终是财政分权化改革的核心。本文以我国县级财政实践为基础，系统考察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税收激励作用及其在维护地方税收体系有效性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在税收激励方面并不成功，未能在促进县级地方税收收入增加、维护县级地方税收体系有效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来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专项转移支付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有利于县级地方税收收入特别是营业税和增值税共享收入的增加，税收返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均不利于县级地方税收收入增加。     

中国财政分权、金融发展、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差异

本文采用1978-2006年中国28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模型（co integration model）,并采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把地方政府官员参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竞争的行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假设引入对分权化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何以在促成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导致各地区在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通向繁荣的财政政策

本文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套进步主导型的政策集合,它是应对21世纪一体化挑战、通向繁荣的长期政策,健全的财政平衡只能是这组政策集合持续作用的结果。处在必须举债支出和健全的财政平衡两难境地的政府可能一时无力这样去做,但完全可以作为一组确定不移的目标来追求,以实现持续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