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本文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部分企业的盲目投资,以及东道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对本国政治风险的"屏蔽"效应。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启示

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减少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几条途径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以及自身经营管理等原因所造成的事先难以确定的导致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从事直接投资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所造成的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虽然与投资者无直接联系,一旦陷入,便会使投资者难以应付。主要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政策变动风险、国有化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的分析视角

笔者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关因子并构建理论模型,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以及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选取相关数据分析比较东道国的相关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首要因素,但东道国通过专利溢出的研发资本存量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

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

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决定因素——基于2000-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特质的分析,从投资战略和不同性质东道国分类等全新的角度构建我国ODI投资的模式和分析框架.本文贡献在于全面考虑影响中国ODI的市场、自然资源、技术管理、金融服务、贸易壁垒、通货膨胀与双边汇率等因素作用的强度和效果;选取我国对外投资前100名中具有代表性的73个国家2000年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依据不同东道国类型ODI动因差异,采用分类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低度开发国家不同的投资模式.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确定我国对不同东道国ODI的发展目标及今后政府对我国ODI发展相应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行为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以中国对89个国家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政治关系的亲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制度质量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且制度质量的调节只能在中国对比自己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时发挥作用。以2008年为分界点,后危机时代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边政治关系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地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此外,中国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本文研究用于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对这一影响的门槛作用。通过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本文发现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只有越过相应门槛值,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才能给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时都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中国OFDI必须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loser Look

Over the last fifteen years, China rapidly expanded it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through remark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go global” policy. Chinese firms explored investment avenues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 As a result, China became the third largest contributor of OFDI. We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FDI in 67 countries during the period lasting from 2006 to 2015 using the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method. We find that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market opportunities, cost advantages due to low wage structur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country risk,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re the prominent factors leading to changes in Chinese OFDI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We find that China’s investments in different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 are driven by a different set of factor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FDI vary in low and high per capita income countries.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入新常态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复杂背景下,探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极化及其作用机理,对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利用匹配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极化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增加了母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对高技术和低技术企业的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中等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即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就业极化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1)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2)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母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趋势;(3)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剧了劳动力的低技术"极化"趋势.上述研究为实现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与就业优先战略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提升中国模式影响力的四力互动发展 ——2007-2014年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和分析

2007-2014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的调整期。中国国际竞争力整体来看主要体现在规模与效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四力互动协同发展之上。本文通过对国际竞争力八大要素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国家经济实力最具有竞争力;国际化、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竞争力次之;政府管理、金融系统、企业管理和基础设施竞争力表现差。但是,从动态分析看,强势的继续强势。中国在经济运行规模及增长速度、基础设施和科技投入、劳动力成本及就业率等方面有绝对优势。弱势的正在快速扭转中,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全面现代化建设之后,正在适应信息化和发展大数据手段管理来提升效率;生产率在创新型国家政策驱动下正在稳步提升;强势政府管理下抵御国家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能力不断凸显出来;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有望不断提升。     

FDI、产业聚集是否有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中国制造业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04-2013年共十年数据,对我国27个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外商直接投资程度、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并利用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对比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整体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还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中高技术行业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形成优势最有潜力的行业;（2）我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变化不大,但其总额提升速度迅猛;（3）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产业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但其大小程度及变化趋势在不同行业之间有着明显差别;（4）静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FDI渗入程度越高,产业集聚程度越大,越有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此外,FDI与产业集聚间存在交互效应继而正向影响国际竞争力的提升;（5）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也显示FDI、产业聚集、国际竞争力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用1990-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17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呈U型结构,符合IDP理论路径,但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并不遵循IDP理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结论是：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OFDI的Granger原因,而OFDI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quality upgrading effect of OFDI: Evidence from China

Doe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ffect firms'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rough quality upgrading of export? Using highly disaggregated Chinese product level data and the firm level information on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2000 to 2006, we attempt to provide a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We employ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pecification to deal with the sample selection bias and the potentially endogenous problem in inferring the causal effect of OFDI on quality upgrading.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vestment abroad could significantly push China export up on quality ladders. The firms with OFDI have higher quality product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firms remaining invest in their home country at product-export destination level. This quality upgrading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where firms export to high-income countries. Furthermore, we show that the learning mechanism works and the absorptive ability of firms could reinforce the quality upgrading effect of OFDI. The learning mechanism also works for the firms with difference OFDI strategies.     

政治风险规避与中国企业的 OFDI 策略选择

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 )遭受损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投资策略来规避风险,降低损失。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提供的 OFDI 企业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 )法和条件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考察了我国企业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时的策略选择问题以及投资经验对政治风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序贯式投资,投资经验可帮助企业规避和降低部分政治风险,提高企业在高政治风险东道国 OFDI 的概率;与生产性 OFDI 企业相比,销售宣传类 OFDI 企业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反应弹性较大,在具备投资经验后,对政治风险的敏感性降低。文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提高成功并购的概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跨国公司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战略的相关性

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分别是跨国公司进入战略的主要论题,但现有研究缺少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的分析。本文以中国FDI的“引进来”部分（IFDI）和“走出去”部分（OFDI）为倒,分析中国作为东道国引进外资时和其作为母国对外投资时在行业选择上的差异;并考虑地点选择因素,研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行业选择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在中国投资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行业选择上是否存在区别。通过跟踪200家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和40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118个项目）的投资产业、母国和东道国信息,运用描述统计和卡方检验得出实证结论：外商来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在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上都存在差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华投资行业的技术含量有显著不同,即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与地点选择存在相关性;但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受资源寻求动机的强烈影响,其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在行业选择上没有体现出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