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及贡献研究

人力资本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力资本形成分别源于私人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公共财政支出,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首先采用中国各省份宏观数据,分析老年抚养比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拐点的老龄化水平为13.10％.其次,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老龄化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私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发现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不会对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而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会对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会对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替代作用.最后,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偏离份额分解的结果表明,2010-2018年人力资本投资变动的31.28％可以由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解释;结构转型定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收入和相对价格变动相比,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变动的贡献最大,为88.17％.     

从人口老龄化看中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实证分析

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结果反映,即使中国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的作用.但与国际相比较,经济因素作用仍相对较小.通过10年外推预测发现,未来中国入口结构趋势是老年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劳动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少儿人口有所下降,因而老龄化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要人口问题,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因而现阶段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老龄化、城镇化与我国房地产价格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化的发展变化分别作为人口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是影响住房价格变动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老龄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本文运用非线性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了它们对房地产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增长确实是推动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减弱这种正向影响使房价下跌,而城镇化水平的增加则会增强这种正向影响使房价出现上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城镇化过程规划及人口政策调整具有政策启示。     

从人口老龄化看中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实证分析

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结果反映,即使中国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的作用,但与国际相比较,经济因素作用仍相对较小。通过10年外推预测发现,未来中国人口结构趋势是老年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劳动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少儿人口有所下降,因而老龄化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要人口问题,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因而现阶段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这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要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趋势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人口老龄化、跨区人口流动与县域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考察区域间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首先,构建包含年轻人跨区流动、老年人隔代照护、"统账结合"养老保障制度等中国特征事实的三期OLG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人口净流入比例的影响,人口流入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进一步地,采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的县级数据,构建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以及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随着人口净流入率的提高而不断弱化,特别是当人口净流入比例高于41.25%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反而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此,本文认为,应通过激励中青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流、实施产业转移和跨区投资、设计精准的养老金调剂制度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减轻人口流出地区的养老负担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人口老龄化影响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但同时也给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带来一系列影响。在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的同时,我国在新世纪之初也正式步入老龄化的行列。老龄人口的增加无疑会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等就业问题造成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土地、经济多维度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时间惯性”：(1)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都对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要大于短期影响，其中，人口城镇化是推动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城镇化对相邻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分区域来看，人口城镇化会显著抑制东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但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而东、中、西地区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3)分阶段来看，两个阶段城镇化（人口、土地和经济）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长期影响均普遍高于短期影响，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加深。     

居民消费支出视角下区域政策、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省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实证研究了区域政策和人口结构对广东省三次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是推动三次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区域政策的变动与第一产业的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对第二、三产业则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区域政策对各次产业的增长效应,当人口结构发生改变时,区域政策对第三产业的增长效应不再显著.针对区域政策变动和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演变产生的影响,文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     

人口城镇化发展与城乡人口老龄化的互动关系

基于2005—2016年的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在对人口城镇化和城乡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时空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借助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考察人口城镇化与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动态关系、影响机制以及区域异质性特征。得出结论:(1)从PVAR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依自身惯性发展的态势要明显强于人口城镇化和城镇人口老龄化。(2)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人口城镇化与城乡人口老龄化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其中,人口城镇化与城镇人口老龄化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在西部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人口城镇化与农村人口老龄化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在中部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3)从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城乡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最后,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契合,结合本土国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住房需求的影响

本文基于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设计了中国城镇住房需求的估算方案,发现中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不会导致中国城镇住房大量过剩。城镇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将在未来20年~30年助推中国城镇住房需求持续增加,这将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城镇住房需求的负面冲击直到2045年以后才能逐渐显现出来。通过降低住房持有不平等程度来解决中国城镇住房供需不匹配问题,可能比单纯增加住房供给更有效。     

城镇化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般可从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两个层面来评价。基本生存条件评价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就业是市民化之本。二是城镇安居是市民化之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评价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二是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制度。以人口转移为城镇化10阶段,进入新时代为城镇化20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会在20阶段基础上进入30阶段,即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地在城镇实现市民化。前一轮城镇化农民创造了在小城镇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30阶段则是城镇在城乡融合中创造市民化新模式。城镇要完成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任,就要具有城市功能,有能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并市民化。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则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城镇城市化面临市民化能力建设问题,既涉及进入城镇的农民的市民化能力提升,又涉及城镇的市民化能力。新时代的市民化是政府为主导的,不能单纯靠农民自己,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和规划,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的支持和引导上。     

人口老龄化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吗?

文章将人口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和货币政策引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重点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除了人口老龄化自身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留给宏观调控政策的腾挪空间也越发有限?影响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增加政策实施的成本.(1)除了加重财政养老负担,人口老龄化更损害财政刺激效果和财政绩效质量,限制政府实施反周期政策的能力,压缩财政政策发挥的空间;(2)老年人主导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将不断下调,势必削弱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能力,增加政策实施成本,迫使中央银行改变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可能采取更激进措施以实现相同效果,强化金融脆弱性;(3)相比增加人口生育率,提高劳动参与率既是缓解短期财政养老负担、保障养老融资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有效增加劳动供给、改善政策发挥生态环境,进而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权宜之计.     

抚养负担、居民健康与经济增长——影响我国县市经济发展的人口特征因素

文章在扩展经济趋同理论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抚养负担影响经济增长的可识别方程,并利用2000-2007年我国县级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的加重对经济增长均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前者的影响更大;居民健康水平对经济增长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选择更为合理的衡量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对正确识别健康与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非常重要。文章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伴随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少儿抚养负担的减轻和居民健康水平的改进可能仍不足以抵消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具有动态、积极的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方面,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融合缓解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促进效果。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环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为正向中介效应。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周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     

Long-term Forecast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Japan and Asia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of Asia is expected to change rapidly from around 2020 up to around 2050. Following Japan, which is already at an advanced stage of aging and birthrate decline, China, South Korea, Thailand, and Singapore will also witness a further decline in their birthrates and an aging of their populations. Next in line will be the remaining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 well as India. Such changes, accompanied by a decline in the labor force, will not only adversel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have a major impact on voting structures, savings rates,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Moreover, the process of demographic aging in Asia will be faster than in Japan, and its extent will be substantial, both of which exacerbat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n positive side, these trends will give rise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markets.     

人口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 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内生化老龄化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老龄化社会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选择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相对规模和结构。本文研究表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即占GDP比例）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即占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且最优值通过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来。即当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抑制）作用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提高（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及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偏大,均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分别通过挤出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的私人投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支出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引导和鼓励更有效率的社会私人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逐步降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当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则需继续加强。     

A scenario analysis of energy requirements and energy intensity for China's rapidly developing society in the year 2020

Both energy requirements and energy intensity are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ety. This article uses an input–output model to assess how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will affect energy requirements and energy intensity for China's rapidly developing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proposed input–output model, six scenarios were sequentially developed by introducing major impact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population, income, and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project China's energy requirements. Based on 1997 dat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on China's energy requirements in 2010 and 2020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has the strongest impact on energy intens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ome related conclusions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银行信贷、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压力

本文基于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的现实环境,通过构建反映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内在联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2005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现实宏观经济环境下,银行信贷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这种影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逐渐趋弱。短期内,银行信贷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负,而且影响较弱。但长期来看,银行信贷对物价的影响将趋正。这表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大规模的信贷投放对宏观经济的回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应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增强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避免形成通货膨胀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