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代际传递与社会分层——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教育代际传递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换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学历的父母倾向于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子女教育获得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教育成就会通过子代教育成就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也即教育代际传递在父代教育不平等与子代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要针对弱势家庭建立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促进阶层流动。     

信任的代际传递与青少年社会信任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面板数据,本文使用固定效应回归,考察了13～20岁青少年社会信任态度的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信任态度的代际传递效应显著存在,且整体上母亲的影响略大于父亲;不同群体的代际传递效应不同,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性别父母的影响,小学及以下的青少年的代际传递效应更强;父母信任的社会态度与较不信任的态度相比更可能发生代际传递,但父母信任态度不一致可能削弱这种效应;孩子对父母的信任程度可能影响到母亲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12岁以前离开出生环境的经历可能大大增强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显著性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存在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成绩提高0.322分。其中,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强度大于农村;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于母亲;随着子女平均成绩的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平均成绩的影响强度趋于下降,表明学业表现欠佳的“后进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作用于子女学业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自身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是45.067%、43.329%和0.939%。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机制的再检验再次证实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要重视初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父母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建设,既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要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担当起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角色。     

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评述

代际收入传递性是影响个人工资或收入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仍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代际收入弹性达到了0.4左右,换言之,社会收入的流动性仍然很低。父母收入影响成年孩子收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家庭文化资本和父母个性特征三个渠道进行传导。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已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拓宽了传统的公共教育政策。     

家庭贫困与增长: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

家庭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特征,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因素包括父母素质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与营养投资、基因遗传与疾病等,家庭外部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机会平等与政策制度等.为阻隔贫困代际传递,必须消除妇女儿童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实施积极的教育反贫战略,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     

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CHNS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进行了研究。静态分析表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要明显大于城市,且城乡差距明显;个体行业差异显著影响个体贫困发生机会,但父辈行业差异对子代贫困发生机会的代际影响不明显,健康、教育降低子代贫困作用巨大,同等条件下女性贫困发生机会要高于男性,贫困发生机会与年龄呈"U"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整体面的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大于城市;城乡子代贫困机会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拉大。     

知识员工创新绩效增益效应研究:资本禀赋视角

知识员工创新绩效已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在资本禀赋视角下,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互动作用机制,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起显著增益效应。其中,社会资本比人力资本更能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心理资本相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有显著增益效应;三类资本动态协同模型的建立与可持续开发所产生的聚合效应,是提高知识员工创新绩效的关键。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

分别对不同年份的CHNS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相关性有减弱的趋势。然而固定效应模型表明,这种相关关系有一部分是由家庭的不变特征决定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来传递。消除固定效应后,户主对于子女的影响依然显著;多数结果表明,1997年和2000年的代际相关性要高于较早的年份。本文还分析了社区就业水平和外出打工对于代际流动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并考察了单位所有制以及职业类型的代际流动。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及MLM模型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其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2)不同所有制部门处于收入阶层两端的代际收入流动情况差异较大,国有部门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60%;而非国有部门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44%。(3)人力资本是影响不同所有制部门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家庭背景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同。     

人力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可正可负,如何发挥人力资本价值量的正向作用,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意义重大.人力资本价值量是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效果,基于此,研究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发展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研究

特殊的国情,导致我国收入差距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人力资本陷阱",即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之间具有明显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一方面,人力资本状况通过影响居民的就业状况、劳动生产率以及非劳动收入,拉大人力资本状况不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又会通过影响居民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代际传递以及获得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等方面,加剧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人力资本状况的差距。这种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决定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必须长、短期政策相结合,短期措施是采取激励相容的福利政策,长期则要以改善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为主。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数字基础设施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论证。那么，数字基础设施能否促进社会公平，尤其是能否促进以代际流动为代表的、更能体现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与开放性的纵向公平?本文主要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人口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首先，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代际收入流动分析框架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然后将“宽带中国”政策外生冲击与CFPS数据相结合，利用DID模型以及包括工具变量法在内的多种内生性分析方法从实证角度检验了这一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劳动力供给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父代对农村户籍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减少农村户籍子代对父代社会资本的继承，即能够通过破解教育资源以及高水平社会资本对农村户籍子代的约束，实现对劳动力供给侧的数字化赋能。从劳动力需求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创新，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社会监督，促进公平与法治，可以为农村户籍子代收入向上流动提供良好的“市场运气”,实现对劳动力需求侧的数字化赋能。本文为更好地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对代际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更全面地评价数...     

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家庭纽带与社会互动

本文在经典的贝克尔人力资本模型中引入子女的主动参与行为,考察其与父母投资的互动。均衡分析表明,家庭互动可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低于即期最优水平,但与专制家长的选择一致,这与贝克尔坏孩子定理的见解类似。在社会互动中,积极的同辈效应导致人力资本的代内传递。考察代际与代内力量的相互影响得到新的洞见:比如,家庭互动可放大同辈效应,并反映在社会乘数的调整上;内生的家庭互动也使得社会互动在实证上更加难以识别。     

支教与人力资本积累——来自研究生支教团服务的证据

教育资源不均等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原因。文章使用研究生支教团服务作为外生政策冲击,识别了支教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研究生支教团服务显著提高了落后地区农村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即支教显著提高了个体初中完成率和高中完成率,同时终身受教育年限增加了至少0.2年,但支教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具有滞后性。第二,支教提高了个体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表现,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拥有较好的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的概率显著增加。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男学生,支教对其人力资本积累的正面影响更明显。文章结论为共同富裕背景下支教扶贫项目政策设计提供了启示。     

代际流动性趋势及其分解:增长、排序与离散效应

本文以两个相互独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库为数据基础,在采用多重估计方法对流动性趋势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引入流动性分解方法对代际流动性趋势的构成进行分解。估计结果显示,我国代际流动性呈现的"倒U型"趋势,在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中都同时存在;约20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子代,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上升趋势,对于在60年代中期后出生的一代人,其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对代际流动性趋势构成的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代际流动,主要来源于增长效应,即由社会阶层分布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所引起的流动,是社会总量发展的结果;排序效应所引起的流动性水平次之;离散流动对总体流动性贡献不大。增长效应的变化趋势是总体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的主导因素;将增长效应从总体流动中剔除后,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变得较为平稳。     

对称与不对称: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代际传递——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采用专项问卷调查数据,考虑到社会距离的代际传递问题,对Bogardus社会距离量表进行了改善,经过效度和信度检验后用于研究。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存在不对称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的代际传递是存在的,且个人社会距离与子女社会距离之间呈现对称性;仅引入人口变量进行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职业、教育、婚姻对某种社会距离有显著影响,然性别、年龄、代际、户口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群体潜在的通婚可能性较低的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市居民间的融合。     

私人代际转移动机研究*——基于CHARLS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对代际的物质和时间转移的兴趣引发了人们对转移动机的研究与思考。传统的解释有两种：利他主义与交换互惠。本文利用CHARLS数据，对中国的代际转移动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代际转移更多地表现出利他主义倾向，同时示范效应也有所体现，即个体在照顾父母的同时也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赡养父母，以期退休后得到子女的照顾。相对西方国家来说，我国养老金体系的压力较小。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育率的下降，为了缓解未来独生子女赡养双方父母的压力，应当在减少挤出私人代际转移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我国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     

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以何种模式体现?(2)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主要受哪些因素决定?文章使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预测人力资本、家庭因素、社会资本、市场结构转型对男女职业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间,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而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都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     

代际收入流动性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个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代际收入流动性强意味着子代相对于父代更具有独立性。促进代际流动有助于实现机会和收入的平等并提高社会效率。在流动性的度量中,主要使用回归系数法和转换矩阵法。代际收入流动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生理遗传等。西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考察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