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股权价值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价值的影响。本文首次提出了配股的“再分配效应”——配股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中的搭便车现象”——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本文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一些重要实证现象。     

股权分置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市场绩效的实证研究

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配股或者增发新股存在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剥削”,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宣告配股或者增发新股时,上市公司的股价会下跌,即公司会出现负的异常回报率,且公司的异常回报率随着配股或者增发新股前非流通股比例的增大而减少;上市公司宣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由于不存在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剥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市场绩效不会明显的下降,因此,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市场绩效要好于配股和增发新股;只有当非流通股股东看好上市公司时,非流通股股东才会参与配股,配股的市场绩效要好于增发新股;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上述结论。     

股权融资偏好与大股东剥削

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并不能有效的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这一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股权融资偏好,而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以及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大股东越偏好股权融资;进一步的研究也发现,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以及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大股东在公司配股决策中所认购的比例越低。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动因源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剥削的新论点。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博弈分析——基于配股中非流通股股东获取股权增值收益的视角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时，融资方式首选股权融资，较少选择债权融资，与Myers的“啄食”顺序相悖，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国内很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形成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本文主要是从非流通股股东获取股权增值收益这个单一视角，以配股为例建立博弈模型分析非流通股股东行为如何导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从配股看治理结构

<正> 配股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否配股、如何配股,是关系到各股东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但是,由于中国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造成“同股同权同利”丧失其事实基础;而非流通股由于过于集中,往往处于相对控股甚至绝对控股。导致在决策时容易产生“一股独大”的现象,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文希望通过对上市公司配股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研究的样本是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10月15日召开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且审议有关配股议案的公司(其中包括著名的银广夏),共计99家。资料来源是各公司发布的公告。     

股权分裂基础上的股东利益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股权分裂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非流通股股东资产大幅增长,而流通股股东资产市值大幅缩水之谜进行了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市场效应检验——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支付是为了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本文以截至2007年12月31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复牌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市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市场绩效,客观上将上市公司与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上市公司股改对价支付的各种方案中,送股方式的市场效应最显著,派现与其他对价支付方式的市场效应较小。     

不对称信息下的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

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增发和配股.如何对这两种方式进行合理选择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本文在Myers和Majluf框架模型下,运用Wu和Wang(2002)模型对上市公司正确选择配股或增发方式进行股权再融资进行了理论分析,得出中国市场的修正模型.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增发是上市公司管理者的首选方式,但从外部流通股股东和提高市场效率来说,应该提倡采用配股方式.     

后股权分置时代增发中引入权证的研究

在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增发中引入认股权证,尽管利益转移现象仍然存在,但由于认股权证的引入可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使得上市公司有能力在不减少自身利益和原非流通股股东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对原流通股股东进行了适当补偿,这有助于改变原流通股股东在增发过程中的不利地位,消除增发消息对上市公司的不利冲击及其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有效地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从调整对价方案的现象看分类表决机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作用

在股权分置情况下,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难以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也不利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分类表决机制赋予流通股股东更多自我保护的权益,建立起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对话机制,形成投资者对公司经营层的有效制约,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弥补股权分置导致的股市的体制性缺陷,为股权分置改革提供了制度准备,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dual-class shares: New evidence from US firms

The proliferation of dual-class structures in the US stock market presents a controversial trend since such shares are traditionally deemed to damage governance quality. We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362 firms with dual-class shares and their innovativeness using patent citations from Google Patents over the 1976 through 2006 period. We find dual-class shares have significant innovation effect in high-tech sectors, hard-to-innovate industries, firms with higher external takeover threat and firms heavily dependent on external equity financing. We also document a positive caus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class structures and the quality of innovation. The channel for this causal relationship is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by which managers can take a long-term view.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regulators should promote a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that protects corporate long-term interest for shareholders.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利益分配研究

本文通过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探讨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利益分配状况,结果发现,在完成股改的公司中,大部分样本公司的两类股东在股改中获得增量收益、实现“双赢”;在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均获得增量收益的公司中,股改的增量收益未能在两类股东间均分;非流通股比重、公司业绩、公司成长性、非流通股转成流通股份额是影响上市公司股改实际对价水平的重要因素,而流通性溢价、流通股东认可程度和非流通股转成流通股期限等因素未能在实际对价水平的确定上起到关键性作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与小股东权益保护

股权集中型公司是现代公司的主流组织形态之一,其代理成本主要产生于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通过发行多种类股票、交叉持股和金字塔式控股等方式,控股股东能够获取比与其股权份额相对应的名义控制权更大的实际控制权,因而更容易发生以侵害小股东权益作代价追求控制权私下收益的道德风险行为,致使代理成本高昂.声誉机制和法律手段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收敛侵占行为,且法律手段较声誉机制更为有效.在中国,声誉机制对控股股东基本不起作用,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完善相关立法并加大执法力度.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上市公司权益融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 2 0 0 0— 2 0 0 2上半年公告拟进行增发和配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在增发方式市场化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受到其股权结构、流通股比例和股票二级市场表现的影响 ,股权越集中、流通股比例越低和市值账面值比率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增发 ,而财务杠杆和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状况对公司的权益融资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审计需求问题及对策研究

为进一步引导上市公司增加高质量审计需求,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独立审计需求研究现状,对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独立审计需求进行了系统研究。     

研发创新是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研发创新在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作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将股权激励、研发创新、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股权激励通过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2011—2014年中国颁布并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来传导实现的,且这一影响存在时滞性,滞后效应显著期为2年;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中介效应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产权,降低国有比例,明晰资本的产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混改”国企股权结构、董事会配置与创新绩效

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国有企业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力，其自主创新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障碍。以2013-2017年沪深A股进行“混改”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析了董事会配置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越丰富、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创新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差；董事会中行政型董事比例弱化了股权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董事会中经济型董事比例强化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