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趋势及其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政策研究的经济学途径的典型，它是一个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或公共决策问题的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可以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一个政策科学学派，看作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     

论公共选择与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存在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政策研究的经济学途径的典型，它是一个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或公共决策问题的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可以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一个政策科学学派，看作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     

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定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兴学科的发展,贸易政策由外生的约束条件变为内生的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本文构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框架和交易成本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新方法运用到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之中.     

会计准则：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实证检验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视角，会计准则是一种纯公共物品，其制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更是一种政治程序。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漠视弱势集团利益而凸显强势集团利益的经济后果。因此，对于不同的会计利益主体所具有的不同外部性等予以恰切透视，自然成为需要公共选择理论验证的一二个实践意义上的命题。     

评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困境,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公共选择学派与公共选择理论在概念上是同称,也可称为公共选择)便是这股思潮中别具一格的一派。此学派是西方经济学中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流派,早期在美国流行广泛。近年来     

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分析

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存在着共识,但是,兴起于公共选择理论之后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增进了对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制度的理解,弥补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不足。换言之,交易成本政治学提高了对于政治世界的理解水平。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分析,厘清二者之间的共识与差异,有助于辨析政治学和经济学整合发展的趋势。     

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同时,也被列为当代十大经济学派之一,是西方新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支撑.其之所以迅速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并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说和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对西方的经济困境做了深刻的揭示: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失败而并非市场的失灵,这给我们提供了有意的启发.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民主决策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是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经济分析，它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政府决策的问题，为政府决策机制的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给决策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分析

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财务会计的一大难题,会计政策选择是盈余管理的常用手段.本文利用经济学理论中的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分析,解释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必然性,并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资料,进一步分析我国会计政策选择存在的原因,提出了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改进监管政策、加强职业判断等规范会计政策选择的建议.     

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行为分析

本文针对不确定条件下的人类选择行为提出一个新的可供研究的观点:人的非理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性选择转化而来的。文章首先简要评说了早期行为经济学的动物实验和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选择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继而,通过解析丹尼尔·卡尼曼等人创立的前景理论所蕴涵的理性向非理性选择转化的思想,构建了这种转化的抽象模型;最后,作为对本文分析观点的一种联系实际的论证,研究了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选择以说明这种转化现象的客观存在。本文的分析可视为对行为经济学非理性选择理论之深邃见解的一种挖掘。     

社会选择的实证之维——当代西方实证社会选择理论评述

当代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实证社会选择理论从实证角度研究人们对于公平分配的观念,体现了当代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在长期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实证社会选择理论检验了关于分配正义的很多基础理论,得到了一些重要发现。实证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和参考意义。     

消费者选择理论的重构——品牌与数量选择的两步法经济分析

传统经济学中的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只考虑了商品数量对效用的影响，而在品牌时代，随着可供选择的多样化，消费者在选择数量之前必然首先对品牌做出选择。因此可分两步来构建消费者选择理论：第一步是研究品牌与选择行为，消费者依据约束条件下选择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品牌选择；第二步是数量与选择行为，消费者依据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数量选择。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重新构建品牌时代较为完整的消费者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与研究框架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直接民主中的公共选择,主要讨论个人偏好和投票问题;代议民主制中的公共选择,内容涉及政党竞争与选举、官僚机构和寻租问题;利益集团和集体行动;宪政的经济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特征,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分析结论,对政治理论研究和分析现实政治问题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并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演化选择理论研究新进展

当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总是和生物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方法论要么采取生物学隐喻，要么直接将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类比于生物演化。Dawkins（1983）更是将此称为“综合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认为达尔文的演化选择理论普遍适用于一切复杂、开放的系统。随着近年来演化经济学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自组织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的兴起，演化选择理论的内核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研究交易机制的支付经济学

当深入探讨以便利交易的制度安排为焦点的货币和银行理论的交叉领域时,一个独立但相关的领域出现了,即支付经济学,它研究的是由私有或公共债券支撑的交易系统和那些使用这些工具从而便利清算和结算的制度。文章介绍了支付经济学的基础、研究内容及政策意义,同时指出,新出现的支付经济学从货币和银行理论吸收了技术和观点,从产业组织理论吸收了工具,而这些合成工具成为了一个研究分散交易系统的框架,为中央银行的艺术和科学决策提供了正式的支撑。     

金融市场化与个体非理性选择

金融市场化引发了投资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个体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非理性选择行为是由政策、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导致的。本文简要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有关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基本思想，通过对金融市场中的个体非理性选择一般模型的分析．重点探讨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个体非理性选择受政策因素影响的复合函数模型，力图在理论层次上概要说明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个体非理性选择的成因过程及其机理。     

新制度经济学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整合研究趋势

本世纪初期，新制度经济学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整合步伐明显加快，俨然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跨国公司组织形式选择与国际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大有取代P．R．Krugman（1979，1980）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理论、G．M．Grossman和E．Helpman（1994）的国际贸易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G．M．Grossman和E．Helpman（1991）的贸易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之势，成为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下一个新的研究焦点（Feenstra，2004）。     

消费者选择启动效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传统经济学基于人的理性选择行为构建了理论大厦。然而,行为经济学证实了大量的非理性选择行为的存在。启动效应作为人类选择行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心理学界首先给予关注,与实验经济学和市场学进一步融合后,研究成果深化了对个体选择行为和公共政策信息感知及行为的认知。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从产品线索、情境因素、消费者自身因素三个方面对消费者启动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评介,旨在促进消费者启动效应的应用和研究。     

宪政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宪政问题

宪政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是经济学回归为“政治的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它是对约束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与活动的不同法津——制度——宪法规则的运转性质做出相关解释的经济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发展从来也不能脱离制度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以经济为核心、以宪法制度为框架约束的公共选择过程，理应以宪政的思维去理解和推进这项改革。     

对于当前中国公共品供给私有化的置疑——以环境资源类公共品为例

以世界森林资源和我国的林业情况为案例，依据马克思和思格斯的理论，证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关于在公共品供给领域全面实现市场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庇古和林达尔解决方案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所以私有厂商不适合供给公共品。针对目前“市场化”改革的呼声，应以中国的现实情况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现有水平为依据，采取更为综合、有效的政策进一步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保持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