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视村况分类推进——以北京郊区3885个村庄为例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种基于由一个个村庄联结起来的乡村地区的发展战略,是要从根本上化解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难题。受多种因素影响,村庄发展的路径势必具有鲜明的多样化特征,并进而形成村庄之间的分化趋势,导致资源分配和利益结构失衡。村集体经济分化是村庄分化的基本表现形式。为此,以北京郊区为例,立足壮大集体经济,对村庄分化现状进行较系统性地科学分析和判断,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编制村庄规划应把握的四条原则

正村庄规划是开展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一些地方由于村庄建设布局缺乏科学规划,导致无序大拆大建、盲目合村并居、乱占耕地建房等现象时有发生。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当前,三农工作的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科学编制村庄规划,迫在眉睫。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认识与道路选择

一个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衰退现象并不是必然会出现的规律,关键是找准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和乡村振兴的时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高度契合了工业化城镇化与城乡关系演变规律,又是党中央着眼于四化同步、着眼于全面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四川是全国的农业大省和农村人口大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有全国一般性特征,又有自身的特殊性道路选择。四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道路应是:以深度贫困和衰退重点地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以村庄整治、建设生态宜居村庄为突破口,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根本路径,以激活要素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以壮大乡村集体经济作为重要抓手。     

城市化不应以乡村衰败为代价

<正>乡村衰败源于中国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和对乡村文明的忽视。需要正视,人可以城市化,但不应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大部分乡村的衰而未亡和部分村庄的活化,是城乡中国阶段的重要特征,并且会持续数十年。而乡村的活化是由城市的需求激发的。衰而未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共政策在"哪些活""如何活"上有很大操作空间。要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未来中国在很长时期里,乡村与城市文明都开始有自信,     

熟人社会:村庄社会资本水平及其差异

熟人社会在近年来乡村研究领域被广泛用以概括村庄面貌和特征。本研究借鉴社区社会资本理论与方法,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信任互助、和谐程度、村庄归属、人情往来与组织网络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样本中198个村庄熟人社会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频繁的人情往来是当前村庄熟人社会的显著标志,而组织网络是衡量现代型村庄社会资本的关键指标。大多数村庄属于以人情为主要联结、社会资本总量偏低的过渡型熟人社会。样本村庄的社会资本在信任互助、人情往来以及村庄归属等维度显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差异和分化可以从村庄非农化、人口规模与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得到解释。     

农地流转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改革建议

农地流转从深层次上改变了乡村社会固有的传统模式,通过控制土地、政治动员等来影响、组织或调动农民的传统治理方式变得越来越难以奏效。治理主体与内容都面临着新的改变,村庄内部出现了新的分化,而且村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内容已经不仅仅是完成上级任务、协调内部冲突所能涵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重新理顺村庄治理中的各类秩序,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村庄数量演变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

目的 系统研究中国村庄数量演变过程及其成因,是为科学认知乡村地域发展规律,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地域系统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方法 文章以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数据和电子地图数据为基础,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中国村庄数量演变过程、空间分布和区位特征。结果 （1）1990—2016年中国行政村数量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减少幅度为29.2%。其中2000—2006年减少幅度最大,占研究期减少数量的85.54%;（2）中国行政村分布与演变的区域差异显著。华东区行政村数量分布远高于其他区域,其次为华中、华南、华北区。村庄数量高速减少省区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等东部省区和四川、重庆、陕西等中部省区;村庄数量高速减少县主要位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社会经济落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地区。（3）村庄空间分布类型总体呈现为集聚型分布,在空间上出现2个多核心带状高密度集聚区和1个单核心集聚区,分别位于华北平原、长江中游平原和广东东部沿海地区;村庄数量区位特征显著,整体上绝大部分村庄分布在低海拔与现状水系和交通道路具有较好的邻近性;（4）乡村人口数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大中型农用拖拉机数、农林牧鱼业生产总值等是影响我国村庄数量变化的直接因素。结论 生态环境脆弱区和地质灾害多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区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区是中国村庄数量大幅度减少区。自然资源禀赋及其地域差异是村庄分布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城镇化发展与乡村人口转移是村庄数量减少的重要驱动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缓解了村庄数量减少速度,政策对村庄数量演变进程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2016大型人文纪录片《黄河流过的村庄》开拍

正本刊讯(记者王长亮)4月25日由CCTV-7《美丽中国乡村行》栏目发起,禾中集团独家支持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黄河流过的村庄》,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开拍仪式正式启动。《黄河流过的村庄》力图在黄河的大背景下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解读黄河流过的村庄文化现象,展现村庄里人们和谐、幸福的生活以及村庄里人们的乡村梦想。这是一部通过记录黄河流域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以"村庄里美丽中国"的独特性展现美丽中国、美丽乡     

脉脉温情难复归?半熟人社会与乡村共同体的嬗变

中国传统村庄可以被视为多重功能复合的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显著嬗变。其中聚居共同体由于人口流动受到影响,经济共同体遭到传统经济结构解体威胁,政治共同体随着村庄权力格局变化而变化,文化共同体则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找寻着新的定位。以上变化并非预示着乡村共同体也会遵从“现代化—传统消弭”逻辑而走向消亡,半熟人社会公私边界日渐分明、工具理性倾向明显、社会资本总量减少等诸多特点有助于解释乡村共同体的嬗变机制。国家力量下沉、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为乡村共同体重建和复兴提供了乐观前景,乡村共同体依旧有其延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关于新公共管理与乡村治理的思考

分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和新公共管理的背景,确定了中国借鉴并实施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明确需要管理的事,对乡村及其机构进行监管,减少政府行政支出,减轻基层的财务压力。通过增加金融投资,加强资本监管,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探索公共服务合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论述了关于新公共管理与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提出了相关策略,有效提高村庄的自治水平和自治程度,明确村庄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确保村庄自治资金的安全。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浅议如何保护江苏传统村落

<正>江苏省有1.4万多个行政村,约20万个自然村。在分类上,叫重点村、特色村、一般村,也有叫"规划发展村"和"其他一般村"。村庄的规划建设,深深影响城乡面貌和形态,影响区域功能和人居环境。自2003年以来,江苏行政村减少了4900多个,占总数的25%;自然村组少了26000多个,占总数的9.9%,总的趋势呈现"城进村退"。乡村存废引出一个问题,即村庄的保护问题。现在有一个认识比较一致,城市乡村不能千篇一律,推进新型城镇化中,要保留村庄的乡土风貌,让村庄宜居、宜业、有活力。全国政     

村庄里的分化:熟人社会、富人在村与阶层怨恨——对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的若干理解

东部地区农村民营经济发达,农民阶层分化具有"村庄里的分化"、"高度分化"、"富人在村"和"上层农民规模大"等特点。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分化不同,农民分化首先是"村庄里的分化",村庄熟人社会具有信息对称、互动在场和价值贡献三大特征,它们影响着农民对自身阶层的认知与定位。"高度分化"是对东部农村阶层分化本质属性的概括,说明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差距甚大。"富人在村"意味着上层农民要参与村庄的社会性竞争和公共资源分配。而"上层农民规模较大"则使得上层农民在村庄中能够产生规模效应,他们的价值标准上升为村庄的价值标准。这样,下层农民在与上层农民的价值比较中达不到上层农民引领的价值标准,由此产生生存性压力和对上层农民的怨恨情绪。上层农民则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竞选担任村干部,并总体性占有村庄优质资源,构成对下层农民的排斥和剥夺。东部地区农村出现阶层固化的迹象。     

通过区域化党建促进村庄合作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通过改革创新促进村庄之间的合作、化解村庄间的矛盾、减少村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善治面临的主要难题。     

在城镇化进程中探求村庄治理之路——读陈文胜《大国村庄的进路》

正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陈文胜教授新著《大国村庄的进路》一书揭示了乡村治理的逻辑演变及其实质。一、乡村治理民主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我国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民主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乡村治理是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发展最为缓慢的一个基层治理单位,     

发展集体经济更需完善乡村治理

正乡村治理需要发展集体经济,村庄集体经济不仅能支持村庄的治理,良好的村庄治理也是集体经济存在的前提。集体经济和村庄善治构成了一个事务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村庄集体经济,村庄治理就会面临许多困难;如果没有良好的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也很难发展,甚至可能影响乡村的稳定。发展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发展集体经     

村庄分类、农民收入与多元化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因地制宜。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乡村振兴数据库(2020年)305个村庄数据,分析了样本村庄的总体和分类特征,结合统计描述和计量检验分析了村庄特征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村庄表现出显著的收入差异,东部地区村庄、平原与丘陵村庄、隶属省会城市的村庄、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更高;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越高、耕地流转率和流转价格越高的村庄农民收入水平越高;此外,农村电商的发展、村书记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收入水平越低的村庄外出务工比重越高。藉此,对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粮食主产区村庄提出多元化的乡村振兴建议。     

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的阶层重构及内在机制——以一个中部村庄为例

城市化征地过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基于一个中部村庄的研究发现:农民征地中的阶层结构表现出两头固化、中间分化的总体特征,优势群体优势更为突出,而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更为明显,甚至是陷入了巨大的生存风险之中,他们与顶层群体之间的差距拉大,中间阶层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但相对有限。造成这种状况的内在机制有征地前村庄原有的职业分化机制、征地中的制度作用机制以及征地后市场的固化机制等,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失地农民阶层的合理重构。     

城乡均等的历史小径

20万元放置于城市，也许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而对于一个乡村来说，却可以解决不少问题。但是，在传统思维和观念下，政府是否愿意每年支付给每个村庄20万元？     

西北地区集聚提升类村庄规划编制探索与实践——以宁夏回族自治区Y村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分类推进乡村振兴。集聚提升类村庄占我国乡村的大多数,是乡村振兴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探索该类型村庄规划编制方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西北地区乡村面临的人口流失、产业结构失衡及规划缺位等发展困境,文章以"发展产业、培育乡村内生动力"为抓手,解析了该地区集聚提升类村庄发展路径,提出了"农业主导型、工贸主导型、休闲服务主导型"三种村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立足西北地区乡村特质,重点从"以人为本"开展规划调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目标策略、全要素统筹三生空间布局、统筹推进全域国土综合整治等四个方面探讨了西北地区集聚提升类村庄规划编制思路和要点。同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Y村为例,围绕打造具有美丽"山水林田湖村草"格局的复合型示范村目标,探索了西北地区"集聚提升类—休闲服务主导型"村庄规划编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