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

［目的］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在构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10—2016年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1）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值由0169增加到0751，增长了345倍，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值由0033 7增加到10，增长了2897倍，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由低度耦合（2010年）向中等耦合过渡（2012—2016年），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较高。（3）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耦合协调度由0207提高到了0650，由低度协调耦合逐步演变为高度协调耦合。［结论］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持续发展仍然是今后要重视的问题。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探讨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利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法］以河南省为例，在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结果］（1）2008—201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从中度失调衰退发展到勉强协调发展，其中2008—2010年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 2011—2012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 2013—2016年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 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发展； （2）不同市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其中郑州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周口市、驻马店市和南阳市等3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开封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商丘市、信阳市和济源市等10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平顶山市、鹤壁市、漯河市和三门峡市等4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结论］目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各市区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该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1提高到2016年的0788。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亿元GDP专利授权量和城镇人口密度是该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2）2007—2009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444提高到2009年的0482。2010—2013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441降低到2013年的0397。2014年乡村治理评分开始上升，2016年相比2014年提高223%。农药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化肥投入是制约该省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3）200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377，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等级。2008—2016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0403提高到0575，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等级。［结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乡村治理较为落后，今后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努力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发展。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

［目的］通过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关联度进行分析，将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对加快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评价2010—2016年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状况，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定量分析系统内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和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结果］（1）2010—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乡村振兴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167提高到2016年0855，乡村旅游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026提高到2016年的0994。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由较强的耦合作用发展成为很强的耦合作用。（2）对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进行主要因素分析，发现乡村旅游总人次和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与乡村振兴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34和0821，属于较高关联； 自来水受益村数和城镇化率与乡村旅游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77和0866，属于高关联。［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很强，但目前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需继续探索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河南省乡村内核系统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基于18个省辖市数据分析

［目的］目前基于乡村发展视角，对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间的发展协调性的研究较少，研究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性，对快速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的河南省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度模型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度进行计算，并利用ArcGIS101空间分析软件基于市域尺度对其协调度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表达。［结果］（1）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度等级均处于Ⅳ级（轻度失调）至Ⅶ级（初级协调）之间； 4706%的省辖市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 4118%的省辖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1176%的省辖市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只有郑州市处于轻度失调阶段； （2）目前河南省形成了以“安阳—新乡—濮阳”为中心的北部较高协调度核心区和以“洛阳—平顶山—许昌—漯河”为中心的中部较高协调度核心区，区划现象及极化带动效应比较明显。［结论］仅依靠区域的极化带动作用对于河南省市域乡村内核与外缘协调发展是不够的，提高两者协调度要从当地政府积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控入手。地方政府要积极加快小城镇建设，走集约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扶贫。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对于打赢扶贫攻坚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进行评价，对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提高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择2011—2016年为时间结点，将熵值法与加权评分法两种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榆林市和延安市21个“国家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研究陕北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其精准扶贫效应，并对其做出评价。［结果］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经济效应总体为显著，且延安市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及生活水平方面，乡村旅游产生的效应不显著；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居民健康水平方面，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比较显著。［结论］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总体处于显著和较显著两个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乡村旅游扶贫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湖南凤凰县案例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研究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扶贫效果，保障乡村旅游的益贫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湖南省凤凰县14个自然村349份农户访谈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过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果］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核心诉求和主要期待，可构建“资源和市场—政策和环境—农户参与—精准扶贫”4个维度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概念模型，据此识别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论］贫困地区宜进一步重视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整体扶贫效益，夯实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资源和市场等综合环境，有效提升农户参与能力和获得感。     

基于乡村旅游的阿坝州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

［目的］基于乡村旅游发展背景，对阿坝州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其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以期对阿坝州生态环境保护及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建议。［方法］基于阿坝州生态环境现状，以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利用以及乡村旅游发展4个系统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通过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计算2010—2016年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阿坝州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在2010—2016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从2010年的0133增长到2016年的0820，变化幅度明显，阿坝州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相互协调的良性发展水平。［结论］（1）社会发展可持续水平在4个系统中的权重值最大，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对平衡生态环境承载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协调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开发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关系，是实现阿坝州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阿坝州乡村旅游发展在整体生态环境可持续系统中的贡献值逐渐增大，如何通过乡村旅游发展提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是阿坝州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途径。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关系测度

[目的]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方法体系并研判两者是否协调及协调状态对河南省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至关重要。[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HP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定量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与协调度。[结果]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成效显著。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 2006—2016年,农业现代化指数由0.215 4提升到0.781 6。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为中度耦合,处于拮抗阶段,这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存在失衡。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5个阶段,两者的协调水平还较低。[结论]河南省应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提升农业供给能力,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

［目的］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环境受到的压力逐渐加大，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也是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省份，测度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河南省发展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模型对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分析评价。［结果］(1)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指标权重结果表明自然资源承载力权重值最高，为0424 9，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承载力权重值最低，为0249 5。(2)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表明2011—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为轻度超载，整体上处于协调状态。(3)从3个层面来看，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为轻度超载； 社会经济发展承载力处于报警状态，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较明显； 基础实施承载力为轻度超载，应加强基础实施的建设。［结论］目前，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基本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应加强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适当控制人口增长以减小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优化乡村旅游产业结构，促进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协调，保证河南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

[目的]文章选取主成分分析法,首次对安徽省的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以期对安徽省旅游扶贫工作提供借鉴与指导。[方法]选择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合SPSS22.0对安徽省基于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驱动力以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驱动、城市环境驱动和健康卫生驱动。其中空气可吸入颗粒年均值对于安徽省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呈负向驱动,乡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性文件发布数量呈正向驱动,这几个因素是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因子。[结论]今后安徽省基于扶贫的乡村旅游要注重乡村环境的维护、卫生质量的提升、设施设备的完善以及督促各地区政府对发展乡村旅游引起高度重视为入手点,着重提升乡村空气质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卫生厕所普及率以及相关政策数量等,以促进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成效和带动作用。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构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福建省福鼎市赤溪村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AHP(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根据农户调研实际情况,运用适应性评价模型对农户的适应性综合值进行计算并评价。结果表明: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影响最大的是经济适应性因子,影响最小的是生态适应性因子;对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了解度、年旅游收入、家庭成员从事乡村旅游的意愿度以及对游客的欢迎度的综合权重较大,传统节庆活动的参与度、使用清洁能源程度的综合权重较小;总体评价为较为适应,但综合得分值较低,仅为3.106。最后,根据农户的实际适应性情况,提出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给予困难农户更大的扶持力度、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和实行多项扶持的发展建议。     

不同生计模式下六盘山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研究——以甘肃省古浪县为例

目的 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耦合协调有助于全面了解移民的生计问题,对提高移民可持续生计能力及后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以甘肃省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2019—2021年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进行调查,选取测度指标并计算各类移民的生计资本值,根据移民收入来源对生计模式进行分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生计模式下移民5项生计资本间的关系。结果 （1）生计资本内部耦合水平总体较低,处于低度耦合和失调衰退等级;（2）非农型的生计资本耦合度和协调度最高,分别为0.299和0.230,是最为接近中度耦合和过渡协调阶段的生计模式;（3）两类兼业户的次之,处在（0.15,0.3）的区间内,属于低度耦合和衰退协调的中高级阶段;（4）纯农户的较低,为0.172和0.223,处于低度耦合和协调衰退的中阶段;（5）补贴户的最低,耦合度、协调度均在（0,1）的区间,处在低度弱耦合和恶性失调等级。结论 古浪县不同生计模式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存量和差距,导致其耦合协调性较差、差异较大。     

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估

[目的]精准扶贫作为一种被实践反复证明的高效扶贫模式,通过分析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的现状,对其精准扶贫绩效进行评估研究,以期对新时期西藏农牧区脱贫攻坚提供合理的借鉴和参考。[方法]文章基于多维评估模型构建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系统,建立计量模型,运用模糊数学法计算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系统的隶属度。[结果]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质量在不断提升,从不同维度的绩效指数变化来看,经济扶贫绩效和脱贫成效两个维度变化趋势明显,其对西藏农牧区整体扶贫绩效系统的贡献度最大,从隶属度来看,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属于良好水平,体现出精准扶贫作为一种高效扶贫模式在西藏的脱贫实践中得以有效应用。[结论]新时期全面深化农牧区各项改革,以乡村振兴助推脱贫攻坚是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现实所需。因此,西藏农牧区正在逐步实现精准扶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了从面上帮扶阶段向深度贫困地区攻坚阶段的全面转变;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绩效指数在不断提升,巩固脱贫成果,协调四个维度之间的发展关系是解决当前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所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依旧是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的短板,在新时代背景下,应紧密结合西藏实际,巩固脱贫成果不返贫,实现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