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创新——基于四川省康定县“政府指导下社区主体参与”模式的讨论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改善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覆盖面积大、人口多,涉及复杂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从目前政府的统管为主,过渡到未来的多元共治,一般依据授权、协商、利益相关群体共治共管等原则开展工作。但是具体如何做,面临路径选择难题。本文基于案例分析提出了改善农村社区治理的五条基本路径:一是引入参与式工作方法;二创新政府项目管理模式;三是按照社会管理内容和效果实行多元分类治理;四是重建社区集体行动能力;五是引入社会组织。其中,多元分类治理是指按照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和效果来确定3类治理主体:1政府为管理主体。2放权社区开展自治管理。3政府和社区合作共治。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北京市4个生态涵养区的治理案例为例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有效模式对推进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按照服务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分为村民自主供给、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多元共治4种主要模式,通过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4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践模式。研究发现,4种模式各有利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村"两委"群众基础好、有资金支持的村庄适宜推行村民自主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乡镇适宜推行政府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乡镇适宜推行市场供给模式;各相关主体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且有完善联动机制的乡镇适宜推行多元共治模式。     

农业生态治理主体的利益协同机制探究

加强农业生态治理，事关绿色发展的大局。农业生态治理需要政府、涉农企业、农民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由于各方社会角色、性质的差异，必然会产生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文章分析了我国农业生态治理主体，包括政府与涉农企业、政府与农民、涉农企业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最终提出了利益制约机制、激励相容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这三大治理主体经济利益协同机制。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江苏实践与理论诠释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在徐州市先行先试，于2019年起在江苏全省陆续推行。实施结果表明，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行动有助于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创造生态宜居环境，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以江苏省邳州市为典型案例，在对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诠释的基础上，基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制度设计原则”,从自主治理角度提出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五大关键因素；采用“米切尔评分法”,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村组织、村民三方核心利益相关者在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中的利益诉求及角色定位；在对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江苏实践给予系统解释的基础上，揭示其制度创新价值。     

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逻辑及其治理 ——基于耕地种树绿化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以博弈论为基础建立双层博弈分析框架，选取耕地流转种树绿化典型案例，复盘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博弈过程并揭示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动机和行为逻辑，为国家治理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方法：质性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抑制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特征，即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耕地流转“趋粮化”和“非粮化”选择的本质。因此，无论对各级政府还是对种粮主体而言，在国家层面对耕地保护实施“辅之以义、辅之以利”又“辅之以法”的“三辅”并治机制才是防治耕地流转“非粮化”的良策。研究结论：为有效防治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应在“三辅”并治的基础上以层层设防的策略来遏制耕地流转“非粮化”的不良趋势，即以“中央政府的奖惩、地方政府的规制、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种粮主体的抵抗”这4道防线来筑牢粮食安全的“堤坝”。     

区域一体化分工—合作视角下的都市圈高质量国土空间治理

研究目的：阐释都市圈国土空间区域一体化分工分区与合作治理的逻辑关联与实践思路,为都市圈国土空间高质量治理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案例归纳法。研究结果：都市圈国土空间功能分工分区可以确立开发与保护的基本格局,实现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空间发展和分类管控。跨行政区空间合作是实现生态和经济收益最大化的空间分工发展的手段。毗邻和非毗邻地区的跨行政区空间合作,包括互补型、连通型、共享型三种类型,常常面临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空间规划不对接“逆向选择”和地域间合作成本收益不对等导致的不合作“道德风险”两种障碍,需要通过畅通信息渠道、组织利益协商、上级政府协调才能破除障碍,推动合作。研究结论：都市圈国土空间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空间分工与合作,分工是合作的科学依据,合作是实现分工的手段。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是合作的目标准则,信息沟通、利益协商、自上而下的协调是均衡地域间成本收益、推动合作成功的驱动力。     

利益相关者影响农业水价的机制研究

针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进工作中利益相关方众多,相关政策与各方利益诉求背离,阻碍了改革工作有序推进的问题,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分析,明确了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利益关系、利益诉求以及利益相关者影响农业水价的机制,初步建立起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理论体系;利用Mitchell评分法和专家打分法,实现了对改革中各方利益的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水价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差异显著,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有利于突破改革困境;利益评价结果整体呈现“政府>农户>社会机构”“供给方>使用方>支援保障方”的情况,改革中应强调政府部门的主体责任;为更好地引导农户、农民用水协会及社会机构参与和配合改革工作开展,需要提供合理的政策支持和宣传引导。     

横纵双向共演框架下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以上海市H区市民驿站建设为例

本文以上海市H区市民驿站的建设为例，采用政府、社区与社会纵横双向的共演框架，探寻其由1.0过渡到2.0模式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传统的政府角色正在逐渐弱化，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之间的“纵向合作”及社区、社会组织、居民等之间“横向共治”格局已经在驿站出现。当前，H区政府正在深化市民驿站建设，以期建立成在党建引领下，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网格管理圈和“15分钟生活圈”，打造H区基层社会治理品牌，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     

党建引领、跨层级协同与乡村超常规治理——基于陕西省Z县的调查

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表现出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运作逻辑。本文基于陕西省Z县推行的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实践的田野调查,从党政互动与组织联结、任务量化与压力传导、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对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实践运行样态及其逻辑机理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是乡村超常规治理实践中生发并运行有致的一套治理机制,具有领导小组模式下的组织系统虚实结合与条块统合、指挥部模式下治理资源的跨部门协同与跨层级整合、中心工作模式下治理力量的组织动员与伦理聚合的逻辑机理。这为我国特定制度情境和实践场域中重新审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探索中,必须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体系、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和增强治理本领等举措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供给、管制与赋能

研究目的：从国家治理转型的高度,剖析耕地保护制度的初心与使命,为实现生态文明、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在中国耕地保护治理的转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类行动主体相互嵌入形成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虽然规定了框架规制,但地方政府的执行偏差、社会公众的参与缺位造成了“占优补劣”的后果。政府和社会主导的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保护了优质耕地,维持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主导的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完善了“占补平衡”的政策目标,加强了生态修复,建立了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供给治理、管制治理与赋能治理的协同组合可以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多重平衡。研究结论：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参与的互动性连结,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奠定了耕地保护治理的基石,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是在改进的耕地占补平衡和加强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基础上的嵌入性治理,与前两者形成合力,高效推进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     

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探索

全面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要求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然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在党建工作、协同治理、民主参与和法治建设等方面还有差距，需要不断明确党建引领、村民主导的社会治理新方向，构建“四轮驱动”、协同共治的新体系，采取层层激活民主、扩大村民参与的治理新举措，推进依法治村、依规治村的新尝试。     

服务下乡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锦标赛”及其后果

在服务下乡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采用"治理锦标赛"的方式动员村级组织主动承接治理任务。治理锦标赛的强监控-强激励机制,驱动村级组织围绕地方政府的程序化治理要求、数量化考核体系、综合性评估排序和差序化业绩激励等展开激烈的竞争,有效推动了行政事务与服务项目的进村。但治理锦标赛对行政动员的强依赖,容易造成基层治理的"新形式主义"、群众主体性缺位等"行政吸纳治理"问题,需要强化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加以化解。文章提出治理锦标赛框架,有助于丰富国家动员的内涵、重新阐释和整体性地理解许多有关基层治理的现象和问题,同时对将基层治理推向转型学视野下的系统研究也有裨益。而治理锦标赛对行政动员的依赖,也说明其并非是一种长久稳定的治理模式,将会因基层治理转型的完成而终结。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卷入民主化的农村精英：案例研究

村民直选为农村建立一个民主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可能。村民通过直接选举的制度渠道，有机会把他们心目中的经济能人推上村政舞台，并期待这些精英人物为他们谋求实际利益，从而体现出村民理性选择的动机。本文还分析了“精石治理”的制度化问题，认为民主的制度化程序越高，精英治理蜕变成强人专断的可能性越小；而民主的制度建设是渐进积累的，累积式的制度化促使了从“能人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过渡。     

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成效

近年来,金山区枫泾镇把社区治理工作与基层党建工作融合起来,探索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继“三访四步”服务群众工作法后创新实施“四治五建”社区治理工作法。以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工作核心,以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抓手,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深化党建引领下自治、法治、德治、共治“四治一体”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经验,整合社会资源,探索枫泾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升级版”平安枫泾。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特征,理解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偏离现象需要从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入手。本文研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遵循的主导行动逻辑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要表现。研究发现,不同层级间政府拥有差异化的贫困治理逻辑,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主要遵循政治逻辑,地市级地方政府主要遵循行政逻辑,而县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遵循治理逻辑,不同的贫困治理逻辑在实践中形成紧张关系甚至是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因此,解决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系统地弥合多层级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张力,形成责权利深度融合的贫困治理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贫困治理逻辑的支持,避免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逻辑的不当干预,以此形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的早日完成。     

共建共治视野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应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的是推动社会自治，而农村治理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环节，打造共建共享的农村治理格局至关重要。在推动农村社区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农村社区经济基础薄弱、基层党组织工作能力与服务能力低，农民自主意识薄弱，农村地区法治文化及法治意识缺失等困境，制约了农村社区“共建、共治”格局的形成，因此必须充分激发农村社区经济活力，保障农村治理设施建设，转变农村社区传统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引领作用，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农村社区治理能力。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体系探讨

研究目的：以集体行动困境为切入点，探索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背景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体系，以期为中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理论指导。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归纳演绎法和米切尔评分法。研究结果：（1）单一治理模式容易造成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亟需多中心治理体系支撑，包括关键要素、治理机制和角色定位；（2）多中心治理的关键要素包括清晰界定边界、资源禀赋适配、市场自由、嵌套式治理与发展、监督与制裁、冲突解决和共建共治共享；（3）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是关键要素长久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多中心治理的重要机制；（4）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和村民作为核心利益者，应当根据自身的利益目标承担相应的角色职责，找准角色定位。研究结论：随着乡村社会结构不断变迁和重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中心治理尤其重要。建议建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担当集体和自发村民”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以实现乡村生态产品的价值增值。     

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公司治理的本质不仅是一个公司治理本身，更重要的是政府治理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把政府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主要分为“缺位”、“越位”和“错位”三种，问题症结在于政府作为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要行使公共政策、出资人、市场监管等三项职能，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角色的混淆。政府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要真正做封‘在其位，谋其职”，关键就要定好位。     

我在美国索要政府信息

为居民提供服务是美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索要政府信息资料基本不收费。从1997年至今,我数十次前往美国,做地方政府治理的案例调查和制度研究。所到的美国地方政府分布于东西南北,包括: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东中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