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行政激活:农村公共品治理成本内部化的路径创新

基层治理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困境,难以有效动员农民。恩施市基层政府以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提供了一种行政激活自治的新路径。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政的规范化与公开化程度提高,基层干部通过为农民办实事重塑基层公信力,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进而,基层政府以不完全竞争型分配秩序、效率导向型供给规则激发农民主体性,在行政引导下充分激活村民自治,从而农民以组织化方式低成本地进行内部动员、成本分摊、矛盾协商,实现农村公共品治理成本内部化。研究表明,基层政府以行政手段激活村民自治,有利于优化国家资源下乡的路径,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特征,理解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偏离现象需要从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入手。本文研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遵循的主导行动逻辑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要表现。研究发现,不同层级间政府拥有差异化的贫困治理逻辑,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主要遵循政治逻辑,地市级地方政府主要遵循行政逻辑,而县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遵循治理逻辑,不同的贫困治理逻辑在实践中形成紧张关系甚至是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因此,解决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系统地弥合多层级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张力,形成责权利深度融合的贫困治理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贫困治理逻辑的支持,避免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逻辑的不当干预,以此形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的早日完成。     

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农业中国向现代化中国的转型时期,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突出存在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我治理不平衡,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不充分的现状与基本特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转变乡村公共产品服务模式、提升自治、法治、德治水平等基本对策,确保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党建引领、跨层级协同与乡村超常规治理——基于陕西省Z县的调查

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表现出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运作逻辑。本文基于陕西省Z县推行的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实践的田野调查,从党政互动与组织联结、任务量化与压力传导、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对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实践运行样态及其逻辑机理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是乡村超常规治理实践中生发并运行有致的一套治理机制,具有领导小组模式下的组织系统虚实结合与条块统合、指挥部模式下治理资源的跨部门协同与跨层级整合、中心工作模式下治理力量的组织动员与伦理聚合的逻辑机理。这为我国特定制度情境和实践场域中重新审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探索中,必须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体系、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和增强治理本领等举措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政府机构"管理式"控制模式、社会生产动员式的社会运动模式、"乡政村治"二元乡村治理模式三个阶段,现行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仍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乡镇一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党政企不分"等、基层政府的"公司化"和基层政府工作机制的"运动化"等.因此,本文认为,构建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基层政权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业治理转型——基于皖南平镇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分析

地方政府在农业改革中往往利用以资本下乡推动土地规模流转的方式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行强制性的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皖南平镇在近年来依靠优惠政策和国家项目推动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构出以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组织格局。受政策优惠和制度激励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要求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惠农政策、支农项目等方面向他们倾斜,而且还成为基层农业治理结构中强有力的博弈集团。他们与地方政府的诸多博弈行动逐步"倒逼"政府,使农业治理的目标更加失衡与单一,这对当前农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点击《决定》的四个"亮点"

这次《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是近些年来所发有关加强土地管理文件中覆盖面最广、规定最严格的一个重要文件。文件从执法、规划、补偿安置、节约利用与收益分配机制,到完善耕地保护责任制,共5款25条。《决定》也可以说是为了防止“三个暂停”结束后出现反弹而作出的硬性规定,对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加强土地管理与完善宏观调控措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这次《决定》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四大特点。一是强调了土地征用审批的决策权。《决定》明确指出,土地征用的审批权在国务院和省。这就削减了县、乡、村干部在土地…     

以“四个高度负责”干出“安全第一”效益——以天辰化工公司发挥全员责任意识推动安全生产为例

“责任心是安全之魂”，天辰化工公司把企业的责任心与员工的责任心有机结合，提出了“对国家财产高度负责、对员工健康高度负责、对经济增长高度负责、对区域环境高度负责”发展思路，本文阐述了该公司在推行“四个高度负责”，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方面的做法与实效。     

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冷""热"现象分析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目前存在着一些有代表性的“冷”“热”不均现象,本文对这些现象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释"陸"

本文分析了“陸”字的甲骨文形体，《说文》“陸，高平地”的释义为“陸”一词的本义所在。“陸”一词在甲骨文形体表现时，在“大陸也。山无石者”义的部件“阜”的基础上，加上收获的麦子积在庐舍中且形体上下重叠的情景，实际上透露出这样两方面的事实：其一，麦子可以在该“陸”之地种植；其二，人们可以在该“陸”之地居住。而“陸”字右边上下重叠状，说明了收获的麦子积在庐舍中的情景在“陸”之地是多见的。     

把住六个"关口"--山东省单县加强土地整理工作廉政建设的经验

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工程,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问题工程”。因为几乎每项工程都涉及大量资金的拨付使用,以及大小分工程的发包、承建等,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山东省单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立足于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层层把关,关关设“卡”,使全县土地整理廉政建设抓出了成效,其经验可供各地借鉴。     

《物权法》视野下的《土地管理法》修改

研究目的:<物权法>施行后,<土地管理法>修改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论:<物权法>是以不动产(其中主要是土地)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规则体系,其施行无疑会对同样以土地为调整对象的<土地管理法>造成重大影响.<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应秉承公法与私法合一的理念,厘清法律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公权主体和私权主体地位,分别修改和完善相关规则,全面贯彻<物权法>的规定.     

征地制度伦理定位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文章指称的“征地”主要限定在土地权属的永久性变更,即国家利用公权力,为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并给与补偿的行为,也称国家征收。探讨征地制度的伦理定位是制度建设的思想基础,也是实践理性的边界。近年来我国征地问题上之所以矛盾频发越演越烈,一个重要因素是征地制度中的伦理定位偏差,催生了征地中的非理性和非合理化行为,直接挑战了主流良心、社会公理和国家目标。21世纪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期,必然对土地有较大的需求。因此,探讨征地的当代伦理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的征地伦理定位,是土地管理法制建设的理性基础。     

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中，保甲制度是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手段，而团练源于保甲。通过对团练组织、功能等方面发展流变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到，随着基层社会自身系统发展的趋于成熟，团练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其作用日益突出。清中后期，团练势力的崛起，使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错位。     

"失地"是这样收复的--江苏省句容市国土局依法收回一块闲置地纪实

句容市位于江苏南部,处于上海经济区和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圈层,是国务院最早公布的对外开放地区之一,也是古城南京的东南门户,素有“金陵御花园”之美誉。就在这美丽的“御花园”内,不久前,一块近1500亩、被荒芜达十年之久的闲置土地历经千回百折被成功收回,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那么,这块闲置土地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收回它到底有什么曲折?3月中旬,记者来到了句容,且听本刊记者为你细说从头。话还得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说起。1993年10月,香港金富发有限公司经批准设立外资企业“江苏有富远东度假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富公司)。1994年4…     

我国现代渔业发展的“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展望

2011年是我国加快推进现代渔业建设的承前启后之年，需要加强对我国渔业发展进行回顾总结和前瞻性研究。本文从渔业的供求关系、产业结构、发展方式、产业地位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探讨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现代渔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分析了“十二五”时期渔业发展具有强农惠农政策、国家食物安全重视、国内外市场多样化需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综合国力提升等有利条件，也必须面对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增强、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基础不牢、渔业支撑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和渔业基本经营制度不完善等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十二五”时期我国现代渔业发展的基本任务是：要确保渔业生态、水产品质量和渔业生产的安全，构建水产养殖业、增殖渔业、捕捞业、水产品加工流通业、休闲渔业等五大产业体系，强化渔业设施装备、科技创新与推广、资源环境保护、渔业安全保障、渔政队伍等五大支撑保障体系，提高渔业规模化、标准化、组织化、信息化、产业化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