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5省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预测分析

［目的］探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维系统（以下简称“EEU”系统）协调发展关系，以期为推动三者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西北5省区为例，在构建EEU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GIS工具和灰色预测模型对西北各省区EEU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分析。［结果］2003—2017年西北5省区EEU系统评价值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系统评价值呈波动上升态势，明显高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 耦合度水平较高，协调度整体由过度发展大类向协调发展大类演变； 各省区协调度上升等级不同且未能达到优质协调等级，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有经济发展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大类； 未来5年各省区协调度将稳步提升，但演进差异明显。［结论］提出要遵循科学方法，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突破薄弱环节，推进系统协调发展；重点关注甘肃，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北地区农业生态和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农业生态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在阐述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西北地区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关系的评价体系，计算2016年西北不同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根据两个系统的发展程度大小评价其发展模式，针对不同发展模式提出针对性意见。［结果］2016年西北地区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度基本上稳定在049左右，以甘肃的耦合度最高（0499）。协调度差异明显，其中陕西为中级协调发展，甘肃、宁夏和新疆为初级协调发展，青海为勉强协调发展。从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的对比关系看，陕西、甘肃、宁夏为农业生态滞后型，青海和新疆为经济滞后型。［结论］西北地区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仍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要根据具体的耦合协调类型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     

河北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及预测模拟

［目的］开展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和贫困耦合关系的演变及预测模拟研究，为研究区统筹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政策依据。［方法］通过构建生态环境和贫困评价体系，运用系统耦合模型和GM（1，1）预测模型，对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研究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进行了分析，并对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两系统耦合关系进行了预测模拟。［结果］（1）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度指数呈下降趋势，由0902下降到0761，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略有下降，由0438下降到0412。（2）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耦合类型由拮抗时期过渡到磨合阶段，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型转变为濒临衰退型。低水平耦合县主要分布集中在太行山北部山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北部燕山山区和南部太行山山区各县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3）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和贫困度指数都在降低，两者的耦合度在不断提高，耦合类型处于磨合阶段，接近于高水平耦合，耦合协调度在不断降低，协调类型由濒临衰退型过渡到勉强协调型。［结论］快速提高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是片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合肥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联系紧密，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日趋受到重视，也是当前大多数城市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国家对各地方经济发展的扶持以及合肥都市圈等经济体的建立，合肥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成为了制约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对合肥市进行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方法］以安徽省合肥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08—2017年合肥市环境与经济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确定权重，使用协调度模型对合肥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结果］（1）2008—2017年合肥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合肥市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类型总体来看仍处于较低阶段，仅有2016年、2017年两年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其余年份均为失调或濒临失调类型； （2）合肥市的经济效益指数不断增高，但生态环境效益指数总体来看处于下降的状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生态环境效益指数高于经济效益指数的状况被扭转， 2014年后合肥市的经济效益指数开始高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结论］合肥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着合肥市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促进合肥市整体实力的提升。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内蒙古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交互胁迫关系验证及其协调度测算——以呼包鄂经济区为例

基于交互胁迫关系理论和动态耦合协调发展理论,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呼包鄂经济区2004年—2013年的交互胁迫关系和耦合协调度进行验证与测算。结果表明:呼包鄂经济区区域社会与生态子系统间存在明显地交互胁迫关系,且基本符合双指数曲线变化规律;综合协调度值反映出该地区由低协调耦合发展阶段到磨合发展阶段的变化,其中社会—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且生态环境压力对经济社会发展胁迫作用加剧,导致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速度变缓。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探讨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利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法］以河南省为例，在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结果］（1）2008—201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从中度失调衰退发展到勉强协调发展，其中2008—2010年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 2011—2012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 2013—2016年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 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发展； （2）不同市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其中郑州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周口市、驻马店市和南阳市等3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开封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商丘市、信阳市和济源市等10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平顶山市、鹤壁市、漯河市和三门峡市等4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结论］目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各市区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     

生态旅游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关系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文章基于熵权法构建适用于该区域二者耦合关系分析的耦合度模型,对海南省2013～2017年的生态旅游和精准扶贫多指标进行分析,评价近年来生态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及发展趋势,并结合二者的权重值和耦合评价值的变化趋势对其未来耦合关系发展做出评价。结果表明:(1)海南省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于2013～2017年间基本呈上升趋势,受政策推动力影响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其综合发展水平的变化态势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程度。(2)海南省生态旅游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度于2013～2017年间,经历了勉强协调到严重失调、再到基本协调,协调作用总体由弱变强,发展态势良好,但整体协调性有待进一步增强。     

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以新疆南疆为例

［目的］农业发展是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条件，农民增收可以有效促进区域农业发展，揭示两者之间的作用规律为实现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方法］文章研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1996—2015年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耦合协调程度。［结果］(1)在时间演化上，南疆农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农业发展，两者耦合度一直处于拮抗状态； (2)两者耦合协调关系明显改观，由“九五”期初的中度失调阶段发展为“十二五”期末的中级协调阶段，总体上经历了“波动上升—缓慢上升—快速上升”的过程；(3)从空间分异角度来看，由于产业同质性逐渐增强，各地州耦合度变化趋同。［结论］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相互带动作用不够明显、发展不够平衡。因此，通过加强新型职业农民能力建设和推进农业产业差异化与品质化布局来实现南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协调发展。     

江苏省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度评价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与水生态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开展社会经济与水生态环境协调度研究对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选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2015—2019年江苏省社会经济和水生态环境指标,对13个设区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水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到二者的协调发展度水平,并对其进行了等级划分,针对其区域分布特征进行了空间分析。结果表明：2015—2019年,江苏省社会经济与水生态环境耦合度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表现上,苏南地区的协调发展度水平最高,苏中、苏北其次,地区耦合度差异较大;总体苏南地区和苏北地区协调发展度的改善程度较大,苏中地区改善程度较小。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社会—生态现代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目的]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中部地区农业的优质高效发展提供一定参考。[方法]文章采用综合评价法、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综合水平及经济、社会、生态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测度和对比分析。[结果]2007—2017年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呈逐年提升的态势,经济、社会、生态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发展增幅表现为社会经济生态的总体态势;研究期间3个系统的发展始终保持在[0.800,1.000]的高度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在0.554～0.779波动,由勉强协调发展为中级协调,协调质量总体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方向迈进;各地区3个系统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短板类型总体沿着"社会滞后—经济滞后—生态滞后"的轨迹演变。[结论]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趋于不断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逐渐成为多数省份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都匀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分析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探究如何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法]以贵州省第一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都匀市为研究区,从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两个系统入手,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果] 2009—2016年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协调度等级由轻度失调上升到初级协调状态;协调发展类型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型变为土地利用滞后型。[结论]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总体协调发展度水平仍旧较低,且土地利用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都匀市今后发展,建议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开发利用规划,加大对建设用地挖潜的力度,同时注重耕地保护。     

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及障碍因子分析

目的 以山西省为例,探究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演变规律以及限制因素,对加快山西省农业全要素融合、促进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和限制因子识别模型,从山西省市两级分别分析2010—2020年农业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系统（REE系统）耦合协调度和障碍因子,探究其发展水平、演变规律以及限制因素。结果 （1）研究期间全省层面农业REE系统处于较低至中等水平,变化趋势是先降低后增加。其中农业经济发展有所提升,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但资源利用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耦合协调等级：2010—2012年轻度失调,2013—2016年进入濒临失调阶段,2017—2020年提升为勉强协调。（2）区域层面,以太原市发展水平最高,并向轻度协调发展过渡;阳泉市和运城市表现为最低水平;其他地区为较低水平。变化趋势以太原市、大同市增速稳定,忻州市、临汾市和吕梁市3市发展波动性较大。耦合协调等级：太原市、大同市、长治市3市为勉强协调型;晋城市、晋中市2市为濒临失调型;其他6市均为轻度失调型。（3）障碍因子识别包含13个主要指标。结论 山西省农业REE系统整体水平为较低到中等,耦合度高,耦合协调度相对低,协调等级逐年优化,表现为有序发展趋势。近年来山西省农业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一定进展,但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减弱,约束作用开始突显,尤其表现在产业结构、水资源、耕地资源、环境污染和治理等方面,区域尤以晋西南地区的吕梁市、临汾市和运城市为重,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环境改善等发展模式有待加强。     

西南地区农业生态和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分析

[目的]对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评价,了解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度。[方法]根据我国西南地区5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建立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耦合模型对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度进行评价分析。[结果]当前我国西南地区在农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且耦合类型处于勉强调和协调,整体上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在协调状况上相对乐观;从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两者对比关系看,除重庆市属于经济严重滞后型外,四川、云南、贵州省以及西藏自治区均属于经济极度滞后型。[结论]我国西南地区在农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度上整体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农业经济发展均比较滞后,我国西部地区应继续注重农业生态保护,并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我国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探索我国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规律,为中国农业生态与农业经济健康有序协同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方法]通过构建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基于2004—2017年全国统计数据,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的发展得分,再分析农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2004—2017年中国农业生态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农业生态系统得分始终高于农业经济发展得分;两系统的耦合度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协调程度从中度协调过渡到极度协调。[结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发展“产品品质高、经济效益高、生态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农业,优化财政支农机构、重点支持具有生态正向外部性的项目。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以绿色发展路径实现农业生态与经济的协同。     

云南省农业资源与经济增长协调性分析

[目的]云南省是我国资源丰富的农业大省,探究其农业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有利于把握农业发展的方向,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构建耦合模型计算得到农业资源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根据协调度水平划分等级,最终确定云南省协调发展水平。[结果](1)2007—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呈阶梯式上升的趋势;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综合评价值呈波浪式曲线;2007—2011年资源污染治理水平综合评价值急剧下降,2011—2016年呈缓慢上升的趋势。(2)2007—2016年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的阶段。(3)2007—2009年农业资源与经济增长处于低度协调耦合, 2010—2012年两者处于中度协调耦合, 2013后过渡到高度协调耦合。[结论]2007—2016年云南省农业资源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向良好态势转变,目前处于高度协调耦合。虽然耦合协调度较好,但耦合度较低,因此,应该积极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坚持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经济与资源的协调发展。     

基于“三生”功能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与优化

目的 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关于“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基于“三生”功能界定农村人居环境内涵，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内在协调机制及其时空演变规律，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为政府部门高水平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格局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省（市、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协调发展程度。结果 2011—2019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逐步改善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优化空间很大；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地区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普遍较低。结论 根据量化分析结果将30省（区、市）划分为经济超前型、趋于同步型、经济制约型和低质协调型4大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