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施用量对苹果种植经济效益影响的实证研究

［目的］我国苹果主产区苹果产量的增加严重依赖化肥施用，苹果生产过程中化肥过量使用问题较为严重，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目前，国家政策倡导，要在农户可接受的情况下，在苹果主产区推进化肥减施工程，实现苹果生产化肥减施增效的目标。为此，厘清化肥使用量对苹果价格、果农种植收入的影响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方法］文章利用1991—2017年我国苹果种植成本收益资料，分析了化肥施用量与苹果价格、种植苹果净利润之间的关系，化肥价格变化与农户化肥选择行为的关系，并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方法，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影响机理。［结果］苹果产量增长的同时，生产成本也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从成本构成变动趋势来看，2013年后总成本略有下降，而生产人工成本持续增加，并于2011年起成为成本支出中占比最大的一项。化肥施肥量先增后减，2014年后逐年递减，农户选用复合元素肥代替单一元素肥成为一种趋势。化肥施用量对苹果价格具有正向作用，原因是化肥施用量会影响苹果果实口感和品质。化肥施用量对苹果生产净利润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即58984 kg/hm2，当施肥量小于此值时，化肥施肥量与苹果生产净利润呈负向关系，大于此值时，则呈正向关系。［结论］化肥减施的最小值应不低于71212 kg/hm2，在保障苹果产量的前提下，减轻环境负担。培养农户环保种植意识，提升化肥使用效率，延伸苹果产业价值链，加大苹果种植区减肥示范农业补贴力度，建立完善农业保险机制，加大全方位多角度保障果农经济收益，推进苹果化肥减施增效。     

风险规避、社会网络与农户化肥过量施用行为——来自东北三省玉米种植农户的调研数据

本文基于前景理论和社会嵌入理论构建了"风险规避、社会网络与农户化肥过量施用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东北三省741户玉米种植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风险规避、社会网络对农户化肥过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出于规避风险的化肥施用行为具有刚性特征。风险规避不仅提高了农户选择过量施用化肥的可能性,更显著增加了其过量施用化肥的程度;(2)社会网络不仅降低了农户选择化肥过量施用行为的可能性,也减少了农户化肥过量施用程度,但化肥施用的刚性依赖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社会网络对化肥过量施用程度的负向影响;(3)社会网络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户出于风险规避而选择过量施用化肥的可能性,但无法抑制农户出于规避风险对化肥过量施用的路径依赖;(4)农户不同的生产要素对化肥过量施用行为具有不同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因此,推进风险管理正式制度建设、强化面向施肥经验交流的农村社会网络建设、建立化肥减施补偿制度、推动农业生产社会化,对增强农户的科学生产意识、促进农业生产化肥减量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农产品安全风险治理中政府行为选择及其路径优化——以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农药施用为例

本文基于中国5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的986组调查数据,运用贝叶斯分类推理方法探析了农产品安全风险治理中政府行为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作用机理,并对政府在农产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职能及其行为效果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政府组织施药培训、对农产品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合理宣传施药、处罚违规施药行为、对生物农药施用给予补贴以及禁止使用高毒农药、构建农药施用标准、出台农药施用政策等,对于农户是否施用农药、是否考虑施药安全间隔期以及是否重视农药残留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但在控制农户过量施药行为上作用较为有限。对此,实现农产品安全风险的社会多元共治是弥补政府行为有限性的重要途径,可以提高政策法规自身的适用性和执行过程的有效性。     

引致成本视角下不同规模农户施药行为差异的再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农药施用是关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问题。规模分化下,农户施药行为出现明显差异。已有研究从农户专业认知、风险厌恶、劳动力缺失等方面对化学资本投入的影响进行探讨,但忽略了要素之间的成本派生(引致)关系。本文基于引致成本视角,将施药派生的劳动力与机械成本从总成本中剥离出来,利用江苏318户稻农调研数据,实证剖析了不同规模农户施药行为差异的原因。研究表明,施药引致成本高低差异下的不同约束效应,是小农户施药次数与亩均农药支出明显高于规模户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认为应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施药行为标准,加强构建适宜小农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有效引导小农主动加入服务体系,规范施药行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引致成本视角下不同规模农户施药行为差异的再思考

农药施用是关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问题。规模分化下,农户施药行为出现明显差异。已有研究从农户专业认知、风险厌恶、劳动力缺失等方面对化学资本投入的影响进行探讨,但忽略了要素之间的成本派生(引致)关系。本文基于引致成本视角,将施药派生的劳动力与机械成本从总成本中剥离出来,利用江苏318户稻农调研数据,实证剖析了不同规模农户施药行为差异的原因。研究表明,施药引致成本高低差异下的不同约束效应,是小农户施药次数与亩均农药支出明显高于规模户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认为应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施药行为标准,加强构建适宜小农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有效引导小农主动加入服务体系,规范施药行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提高了农业化学品投入?——以农药施用为例

本文在199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农药施用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有助于减弱这一正向影响。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农药施用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但是不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交互影响会低估“倒U型”曲线拐点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本文研究表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实现农药减施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较大协同性。为了实现农药减施以及农村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建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并实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     

农户农药施药效率测算、影响因素及其与农药生产率关系研究——对农药损失控制生产函数的改进

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忽视了农户施用农药效率问题,采取了不恰当的农药损失控制生产函数形式。本研究考虑了农户个体农药施用效率,将农户施用农药效率变量引入农药损失控制生产函数,采用来自江苏省的396个稻农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考虑施药效率的模型比不考虑施药效率的LZ模型更加显著,同时通过比较发现LZ模型有低估农药边际产品净收益的倾向,从而错误地将部分样本判断为过量施药,这说明农户施药效率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变量。另外,劳均水稻种植规模、水稻商品化率、农户受教育程度、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等变量对农户施药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农药施用与农业经济增长脱钩状态：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目的]明确农药施用与农业经济增长关联状态及其影响因素,为实现"控药减害增收"的目标提供借鉴。[方法]基于2005—2015年数据利用脱钩理论和对数平均分解指数法分解进行分析。[结果]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伴生大量农药施用,仅少数省域表现出农药施用和农业经济增长扩张绝对脱钩的理想状态,东北西北部分省域农业经济增长则以更大幅度的农药投入增长为代价。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规模和技术进步效应是推动农药施用与农业经济增长脱钩的因素;东部地区种植规模变化、劳动力规模和技术进步因素均是推动农药施用和农业经济增长脱钩的因素;东北地区仅劳动力规模效应成为推动脱钩的力量。[结论]推动农药施用与农业经济增长脱钩需要强化农业科技的创新与普及,完善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支撑,推动农业病虫害监测预警,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低污染农药和肥料的推广度;构建农户施药的多重约束机制,完善农业病虫灾害保险减少农户对生产过程的风险感知,发挥农业合作社对农户施药行为的规制作用,完善产品分级认证和安全准入制度;通过农地合理流转和农业机械化等方式集约利用农业生产资源;因地制宜推动农药施用与农业经济增长脱钩,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和农业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设计对策措施。     

菜农过量施用农药行为分析——以辽宁省蔬菜种植户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辽宁省396户菜农的调查数据,引入损害控制模型(Damage Control Model),研究了蔬菜种植户施用农药的边际生产率,同时利用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分析了影响菜农过量施用农药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施药过程中有38.4%的菜农会超过说明书规定使用量,损害控制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菜农施用农药的边际生产率接近0,表明菜农确实存在过量施用农药行为;影响菜农过量施用农药的因素主要有出售前检测、农药施用技术宣传指导、产量影响、价格影响、种植面积、收入来源等。应完善蔬菜市场体系,建立并形成优质优价机制,增强蔬菜质量安全信息的透明度,用价格机制和信誉机制来调整和约束菜农农药施用行为;提高政府规制水平,加强蔬菜销售终端检测力度,加大对菜农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提高菜农组织化程度,从而谋求农药施用量的减少。     

菜农过量施用农药行为分析——以辽宁省蔬菜种植户为例

本文利用辽宁省396户菜农的调查数据,引入损害控制模型(Damage Control Model),研究了蔬菜种植户施用农药的边际生产率,同时利用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分析了影响菜农过量施用农药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施药过程中有38.4%的菜农会超过说明书规定使用量,损害控制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菜农施用农药的边际生产率接近0,表明菜农确实存在过量施用农药行为;影响菜农过量施用农药的因素主要有出售前检测、农药施用技术宣传指导、产量影响、价格影响、种植面积、收入来源等。应完善蔬菜市场体系,建立并形成优质优价机制,增强蔬菜质量安全信息的透明度,用价格机制和信誉机制来调整和约束菜农农药施用行为;提高政府规制水平,加强蔬菜销售终端检测力度,加大对菜农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提高菜农组织化程度,从而谋求农药施用量的减少。     

基于SWOT分析的寿光市设施蔬菜减施农药对策研究

[目的]农药作为蔬菜生产中主要的投入品,在杀虫灭菌、控草护田、生长调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保障蔬菜供给意义重大。但是在设施蔬菜种植过程中,由于不合理、过量施用农药导致出现部分蔬菜产品农残超标、农药污染农田生态环境等问题,推进农药减施刻不容缓。[方法]文章运用SWOT分析方法研究寿光市设施蔬菜种植中减施农药的内外部条件,根据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调整发展思路,改善农药的不合理使用现状。[结果]通过分析发现,寿光市设施蔬菜种植中减施农药的优势是资源条件好、农户蔬菜种植经验丰富、安全用药意识高;劣势是病虫害抗药性渐强、农户传统的用药习惯根深蒂固且减施农药意愿低;机遇是消费者的需求升级、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以及相关减施政策实施;挑战是当前市场竞争激烈且政府监管欠佳。[结论]推进设施蔬菜农药减施应采取以下对策:(1)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技术并举,保障蔬菜的质量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2)提升意识与科学用药并重,促进当地蔬菜生产稳定发展;(3)政府监管与信息共享统筹,规范农资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交易行为;(4)农业保险与农业补贴兼顾,建立起适度超前、开放灵活政策保障体系。     

农户生产性特征对农药施用的影响：机制与证据

作为保障型生产资料,农药对农业的稳产高产起着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当前中国的农药使用普遍存在着用量较大、效率较低的问题。本文基于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结合中国生产实际情况,梳理农户生产性特征对农药施用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并运用1995～201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户生产性特征对农户农药用量存在显著影响。具体地,化肥施用强度越大的农户,一定程度上其农药单位用量也越多;土地耕种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农药用量,但土地细碎化程度会降低土地规模的这一减量作用,特别是对主粮类大田作物。此外,农户的用药强度还受到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正向影响,即农户的农产品用于销售的比例越高其施用更多农药的可能性越大。     

农作物精准施药技术及应注意的问题

农作物的成长必然会面临病虫草害,考虑到治理效率与费用成本,施药治理仍然是主要手段。由于施药理念落后,大多数农作物生产者依旧采用传统施药方式进行广泛喷洒,不但造成施药过量,增加了农药成本,而且会加重环境污染。因此,本文深入研究农作物精准施药技术,概括精准施药技术运用需要注意的各类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策略,以期为促进我国农作物精准施药技术的全面普及,为减缓农业污染出一份力。     

农户环境友好型新型肥料采纳决策、成本收益及作用机制分析北大核心

环境友好型新型肥料是实现化肥减量增效与农业绿色生产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花生主产区528个花生种植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边际处理效应模型考虑了异质性效应，揭示了农户的决策动机，探讨了新型肥料对成本收益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施用新型肥料增加的成本是影响农户采纳决策的核心要素，农户事前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的比较差异、风险偏好、食品安全意识等进一步影响了农户的选择行为；(2)新型肥料减量增效作用显著，减少了化肥施用量，增加了花生单产和收益，但也显著提高了生产成本，改变了要素投入成本，使施肥成本增加一倍以上，同时降低了农药和雇工成本；(3)从作用机制看，新型肥料通过提高单产和收购价格增加了收益，通过“减施效应”减少了施肥成本，但未抵消“价格效应”对施肥成本的推动作用。此外，新型肥料施用的“时间效应”进一步影响了成本收益，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节本增收效果需要在长期实现，且不同规模农户的成本收益有明显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认为新型肥料的推广要考虑农户认知和施用后的经济效益，并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山西水果产业发展的影响

水果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山西水果产业的发展仍然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果园管理在各个时期都需要一定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在果树生长的关键环节以及采收期,更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逐年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对水果生产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据调查报告显示,我国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在2011年投资和管理比2010年明显加大,再加上农药、肥料和人工等生产成本的涨幅,苹果综合生产成本在2011年达3240元/667m2,相比上涨11.5%。有学者说:"要素成本连续上涨,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已经成为限制果园精密化管理的瓶颈要素。"劳动力成本上升究竟对水果产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主要有几个方面。     

外包服务有助于减少农药过量施用吗——基于经营规模调节作用的分析

减少农药过量施用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山东省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包服务对农户农药过量施用行为的影响以及经营规模对外包服务影响农户农药过量施用行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农药施用环节外包能够显著减少农药过量施用的概率,但通过对比发现,非专业外包服务对减少农药过量施用的效果不显著,只有购买专业外包服务...     

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有助于化肥减量吗——基于全国1274个家庭农场的计量分析

化肥施用过量不仅危害农产品质量,而且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国家大力培育家庭农场等规模农业经营主体能否促进化肥减量,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农业农村部监测的1274个种植类家庭农场数据,采用可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内生线性回归和内生有序Probit模型,估计了农场经营规模对化肥使用强度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未达到一定规模时,农场的化肥施用强度会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显著降低,但当超出一定规模后,继续扩大经营规模反而会增加化肥的施用强度。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表明,经营规模的扩大确实有助于减少化肥施用,而且对以自有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农场来说,经营规模的"减量效应"更为突出。因此,要继续加大对家庭农场尤其是以自有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农场的培育力度,重视其在化肥减量中的作用,促进农业规模化和绿色发展。     

山东省苹果种植面积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目的]利用1978~2015年山东省苹果种植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山东省苹果种植面积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内在影响因素。[方法]从省域、区域、地市层面分析山东省苹果种植面积的时空演变规律,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山东省苹果种植面积变动的具体影响因素。[结果]山东省苹果种植面积从1978年的18.330万hm~2增至2015年的29.968万hm~2,总体增加,并以1995年为拐点先增后减,呈"倒U"形分布。从区域层面看,胶东半岛苹果种植面积稳步增加,泰沂山区、鲁西鲁北平原苹果种植面积持续萎缩,直接导致山东省苹果种植面积的不断减少和苹果主产区向胶东半岛的迁移。从地市层面看,山东省17地市中仅有胶东半岛的烟台、威海两地市苹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其余15地市苹果种植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说明山东省苹果主产区呈东进西退、北进南退的变迁特征。[结论]山东省苹果种植面积变动是资源禀赋、种植成本、种植业内部比较效益、种植传统和种植惯性、非农就业机会、非农就业收入、国家政策、地区政策、技术进步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础设施条件、种植传统和种植惯性、非农就业机会、非农就业收入、地区政策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种植传统与种植惯性、地区政策对山东省苹果种植面积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就业收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基础设施条件向耕地的倾斜也产生显著不利影响。而种植成本、种植比较效益、国家政策、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     

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的分析

目的 探讨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文章基于文献梳理，归纳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机理；利用2000—2018年河南省106个县的面板数据，分别探讨城镇化对农药施用强度和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通过分析农地经营规模与居民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 （1）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城镇化的农地规模效应显著，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从而有利于降低农药、化肥施用强度；（3）城镇化的收入效应显著，居民收入水平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呈“倒U型”变化趋势，超过1/3的县已跨过农药施用强度的拐点，全部县均已跨过化肥施用强度的拐点；（4）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较低的县的影响更大。结论 适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药、化肥减量；鼓励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农地规模效应，降低农药、化肥施用强度；持续增加居民收入，同时促进居民选择环境友好型食物、减少食物浪费，可以从需求侧助推农药、化肥减量。     

农业绿色发展背景下的小麦化肥减量化研究

目前中国小麦生产中,普遍存在着化肥过量施用问题。本研究参照中国小麦区域大配方施肥标准,测算了小麦主产区的化肥减量目标,并结合小麦主产区的化肥施用总量、播种面积、单位面积化肥施用强度及吨粮化肥施用量综合分析了小麦的化肥施用现状,精准识别了化肥急需减量的关键地区,并进一步探索了种植小麦的化肥减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