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对贫困的意蕴、困境及其应对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将成为中国扶贫工作的重心。探究相对贫困治理问题十分重大。相对贫困有着丰富的意蕴,具有相对性、多维性、数量性、风险性、长期性、发展性等特征,也在政策衔接、持续增收致富、多维贫困、内生动力、特殊群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领域面临诸多困境,这就需要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建立持续增收致富机制、构建多维支撑机制、培育内生动力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兜底机制、构建防范致贫返贫风险机制等方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金融扶贫创新研究

2020年之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将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阶段。金融扶贫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门槛效应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供给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保障有缺口等挑战。我国贫困基本态势的转变对金融扶贫创新提出新的需求,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应进一步聚焦于改善农村脱贫生计环境、拓展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推动行政式主导扶贫向市场化脱贫转变、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为此,本文提出应以转变治理方略,重构扶贫格局为逻辑架构,以探索动态识别标准、有序瞄准目标、再造金融体系为主要路径,通过完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制度的顶层设计、推进保险保障与金融赋能减贫的双轮驱动、强化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激励等举措实现以金融扶贫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目标。     

农村相对贫困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结构视域及综合施策路径

推动农村相对贫困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有效手段之一。如何借鉴成功经验实现贫困新问题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就成为新时期农村治理的关键。农村相对贫困地区高质量发展是贫困、科技与制度协同演进升级的过程,当前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线,完善贫困地域性流动的精细化路径,优化贫困兜底性保障转为发展性需求,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有效聚集,生态产品和资源优势的价值化。     

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

基于对国内外相对贫困研究文献和国外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的梳理,以及对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研读,本文论述了中国中长期进程中解决相对贫困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可以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框架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目标;为了充分满足贫困和社会进步监测以及减贫政策需要,中国现阶段可以制定多元的相对贫困标准体系;中国解决相对贫困应坚持国际上普遍采纳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三支柱"战略,但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必要的调适,尤其是应继续坚持发展支持战略与政策导向;相对贫困治理需转向常规化,对大扶贫格局进行优化,实行制度化、法制化的贫困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继绝对贫困治理之后面临的新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是遏制返贫现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化解农村主要矛盾,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需要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治理机制,即相对贫困衔接机制、脱贫内生动力机制、多方力量扶持机制,从而发挥各项制度、政策、法规的常态化贫困治理功能。     

后小康时代农村相对贫困的问题诊断与机制建构

农村相对贫困是后小康时代贫困治理的主战场。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主要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人口识别难度大、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三大现实挑战。据此,通过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社会保障机制、长效稳定增收机制三大举措予以破解。加快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最终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对于顺利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基于居民生活质量视角的山东城镇相对贫困测度研究

随着2020年农村绝对贫困即将消除,城镇相对贫困问题日渐凸显,阻碍城镇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故城镇相对贫困将成为贫困治理的新重点。以山东省为例,从居民生活质量视角对城镇相对贫困进行测度研究,结果发现,福利基础、城镇建设、居民生活状态等指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城镇相对贫困。为此,提出了要各方面同时发力,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元化体系,深化居民生活质量标准,以达到缓解城镇相对贫困问题,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目的建议。     

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治理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指的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还包括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以及人能力受限。有诸多原因导致贫困的产生，例如脱贫攻坚政策性因素、社会结构转型与人口流动带来的贫困、社会保障不健全性的贫困、自然地理因素带来的贫困、身心限制及能力不足等因素。目前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决贫困的长效机制，在总结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相对贫困的分析，在城乡融合角度研究相对贫困，还要重视贫困的社会治理转向，构建中国特色减贫话语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相对贫困户界定标准、退出程序及管理机制研究——基于政策分析视角

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首要任务。基于政策分析视角,对我国相对贫困户的界定方式、核查办法、退出程序及管理机制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相对贫困户界定标准不一,核查认定办法及退出管理机制各异,且有较大完善空间。基于此,围绕相对贫困户认定标准、监测机制、帮扶政策、退出程序等提出了相关建议。     

互联网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

中国已全面摆脱绝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统筹考虑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能够为巩固脱贫成果、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更具多样化的思路。作为能够有效兼顾二者的途径，网络扶贫在贫困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CFPS(2018年)数据，用Probit模型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改善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显著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促进电商参与，降低金融排斥”以及“促进非农就业，丰富收入来源”是互联网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与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本文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细分、专业化脱贫地区的互联网基础建设，拓宽互联网知识普及与应用的广度并挖掘其深度，使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发挥更大效用。     

中国的减贫经验与展望

2020年底,中国兑现了在现行标准下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承诺,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回顾中国近40年的扶贫经验,有助于为构建2020年后中国缓解相对贫困的治理体系提供借鉴。本文拟从贫困内涵演进、减贫目标与战略、扶贫手段、扶贫治理等层面分析和解释中国减贫经验,并对未来缓解相对贫困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行动困境及破解——基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

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进行了审视,认为其包括"治理资源导入需求与社会组织功能的互补""攻坚式贫困治理模式转变的现实背景"等。基于上述逻辑,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依附性困境、制度空间困境和行动能力困境。这些困境影响着后脱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与水平。鉴于此,文章尝试从机制端、政策端、行动端等多个角度提出对策,以纾解困境。     

农村相对贫困的特征及长效解决机制的构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结束,治理相对贫困是新时代扶贫工作的核心。农村相对贫困具有多维性、发展性、消费性等特征。在统筹治理农村相对贫困时,需要构建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长效解决机制。     

“后扶贫时代”非遗助力精准扶贫：耦合机理与优化建议

“后扶贫时代”,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程为治理相对贫困、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效路径。以“全周期管理”视角揭示二者耦合机理后发现：非遗助力精准扶贫是在行政力量推动和系统需求的双向驱动下,借助非遗产业得以实现的。参与主体退出、资源支持中断、利益协调失败等会影响非遗助力精准扶贫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选择相对成熟的非遗产业项目、推动地方政府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角色转变、建立多元主体需求导向下的激励机制、强化利益协调机制等有助于推动非遗助力精准扶贫项目的良性发展。     

相对贫困治理的“四梁八柱”:顶层设计与路径选择

2020年后,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将进入解决相对贫困的历史时期。围绕"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从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出发,系统构筑相对贫困治理的分析框架——"四梁八柱"。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来顶层设计相对贫困治理的"四梁";然后从实践层面分析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即"八柱":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保障特殊贫困群体权利;构筑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牵引包容性发展体系;建设民生工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金融赋权赋能提高相对贫困人口的金融素养与经济参与能力;实施产业扶贫推进产业兴旺产业富民;"志智双扶"激发相对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优化驻村帮扶体制机制提升组织扶贫效率。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益贫性的显著特征,这使其能够成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农民合作社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通农户无股权,使合作社与普通农户之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整合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进行对接,再吸纳贫困农户的自有资源,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推动建立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作金融扶贫与农业科技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股权份额,改善合作社的产权构成,使贫困农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合作组织并逐步提升合作自治能力,推动合作社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走上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体系

正在解决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以后,并不意味着贫困就从此消除了,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转向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由此,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体系,对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顶层制度设计是基础。政府在财政、财税、金融等宏观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尽可能扩大贫困家庭、贫困人口     

相对贫困治理的社会法制度保障

相对贫困是人的发展权匮乏与被社会边缘化的综合现象,是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表现。社会法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以倾斜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为基本职能,与相对贫困治理的目的一致。社会法制度能够为内涵多维化的相对贫困提供应对策略,在国外的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中,社会法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合我国国情,构建"反贫困专门法主导-社会法补充"的相对贫困治理模式,完善社会法内部规范体系,构建完善的社会法制度,以解决长期复杂的相对贫困治理问题。     

相对贫困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

尽管我国于2020年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全部贫困人口脱离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然存在,成为乡村振兴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Cite Space对CNKI数据库2002～2021年相对贫困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相关研究总量较少,文献质量有待提升;核心研究作者群体尚未成形,学术界尚未形成密切的学术网络,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态势。省内机构合作较紧密,省际合作较少;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的贫困识别、致贫原因以及贫困治理等方面。今后研究重点应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完善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测算标准;丰富研究对象与方法;深化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     

农旅融合减贫效应研究：作用机理与实证考察

随着2020年农村原发性绝对贫困消除,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也将由消除显性绝对贫困转向缓解隐性相对贫困。农旅融合是推动全域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文章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利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系统广义矩估计以及分位数回归对农旅融合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显著减缓相对贫困,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分位点不断上升,农旅融合对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也愈发明显,即农旅融合具有亲贫性,贫困越深,减贫边际效应越大。为更好地发挥农旅融合的益贫作用,应进一步加大农旅融合产业开发,巩固拓展产业减贫效应;注重农旅融合减贫异质性,完善旅游开发利益分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