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发育会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吗

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被认为是阻碍农地租赁交易顺利达成的重要原因。为揭示市场失灵抑制农地流转的内在机理,本文通过构建农地供需模型反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的影响,并利用中国5省14个样本村563户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存在内在关联。在农地市场失灵状态下,高昂的农地交易成本、低水平的农地市场流转价格以及农户对农地的依赖均是导致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能够有效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提高农地市场化流转带来的收益,降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从而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价格差异,最终推动农地流转。异质性分析发现,现阶段在农户群体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满足口粮型”农户比“追求收入型”农户更容易受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将会显著缩小“满足口粮型”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     

基于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农户流转意愿研究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有利于解决目前农地流转过程中产权界定不清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农民社会保障无着落等问题。而农户作为农地流转的直接主体,其意愿在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决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作者以陕西省的入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意愿以及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研究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外部环境变量、流转过程变量、农户对流转制度的认知变量以及农村金融可获得性变量对农户的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都会有影响。最后作者依据研究结论,从农地流转的制度设计、产权分配比例、农村劳动力有保障转移以及农村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村级产权干预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基于鲁豫湘川四省的调查

激励农户转出农地是增加农地流转市场供给活力的重要保证,对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现实中,村集体对农地进行调整或对农地流转进行管制是常见的产权干预,本文利用山东、河南、湖南和四川4省56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这种村级产权干预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存在村级农地调整与流转管制使得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分别下降了8.4个百分点和9.0个百分点,同时只要存在农地调整与流转管制会使得农户农地转出的面积分别平均减少0.287亩和0.378亩,这是因为村级产权干预会造成农地产权的不完整,增加流转的交易费用,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因此,为促进农地流转健康有序进行,应继续严格落实中央限制农地调整的政策,减少村级对农地流转行为的管制,进一步提高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的稳定性。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成渝地区42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成都市和重庆市农村地区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的因素不尽相同:农地流转价格、有无农地流转中介、有无政府补助购买社会保险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收入及构成、农地流转价格、有无农地流转中介和有无政府补助购买社会保险等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显著。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湖北、广西、和黑龙江四省(区)111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形成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农户最终是否流转农地以及流转农地的规模取决于农地产权安全怀所产生的三种效应的叠加影响。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土地承包合同提高了转入户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但并不显著影响转出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签订农地流转合同提高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而农地流转纠纷并不显著影响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应该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强化农民农地流转合同意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解决机制。     

农地价格幻觉:由价值评价差异引发的农地流转市场配置“失灵”——基于全国9省(区)农户的微观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农地流转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未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市场规模的扩大。为什么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户不选择将农地流转给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经营主体从而获得租金?对此,本文构建"依赖特征—价格幻觉—价格机制失效"分析框架予以解释,并利用全国6193个农户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价格机制失效的根源在于流转双方对农地资源价值评价维度的不一致。其中,农户(作为农地潜在转出方)对农地的多重依赖以及对农地的多维价值评价引发的农地价格幻觉,大大降低了其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离地进城就业的忧虑、对农民外出就业扶持政策的不满意以及对承租户种植作物品种的控制意识,会显著增加农户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可能性;对于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农户,改善农民对进城政策的满意程度是降低其农地价格幻觉程度的关键因素。上述结论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农地流转市场性质的理解。     

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及其福利效应——基于1079个苹果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理论模型探索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并从固定资产不可分性、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节约等方面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在"三权分置"农地流转产权制度安排下,农地租赁价格对调节资源配置的杠杆效应有限;专业化农户是否流入农地取决于农户的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和农地流转的社会经济风险,而农地流入规模取决于土地的边际收益、生产能力以及农地流转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农地流入会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     

农地城市流转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农地城市流转有可能影响农户对其仍持有的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的预期,从而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其实质是农地城市流转所产生的外部社会经济影响的部分表现。本文基于对湖北省仙桃市24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了农地城市流转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所持有农地到市区的距离以及农户所持有农地与周边已发生农地城市流转区域的距离均对农户认为自家农地向市地流转的预期有负相关关系,即农户所持有的农地距离已发生农地城市流转的区域越近,其对自家农地将被流转为市地的预期越强烈,即认为自家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越差。由于该影响作为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效应无法通过市场或价格形式予以体现,因此构筑合理的价格机制和决策机制、建立土地利用规划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征地的预告知机制等是可行的解决办法。     

天山北坡经济带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以玛纳斯县为例

该文以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上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玛纳斯县为例,对369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 通过建立农地流转行为与各变量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从农户特征、农户资源禀赋以及农地流转特征等 三方面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和家庭单位耕地面 积纯收入、户主对农业经营风险认知和农户类型显著地影响了农户土地转入行为;而年流转租金、户主年 龄和流转年限、家庭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和非农业劳动力年人均收入构成了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显著的影 响因素。     

农地价格幻觉:由价值评价差异引发的农地流转市场配置“失灵”——基于全国9省(区)农户的微观数据

农地流转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未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市场规模的扩大。为什么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户不选择将农地流转给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经营主体从而获得租金?对此,本文构建"依赖特征—价格幻觉—价格机制失效"分析框架予以解释,并利用全国6193个农户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价格机制失效的根源在于流转双方对农地资源价值评价维度的不一致。其中,农户(作为农地潜在转出方)对农地的多重依赖以及对农地的多维价值评价引发的农地价格幻觉,大大降低了其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离地进城就业的忧虑、对农民外出就业扶持政策的不满意以及对承租户种植作物品种的控制意识,会显著增加农户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可能性;对于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农户,改善农民对进城政策的满意程度是降低其农地价格幻觉程度的关键因素。上述结论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农地流转市场性质的理解。     

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对广东省农户的问卷调查,比较分析了农户的交易费用认知对农地流转(转出)的影响。分析表明:农户的农地转出与农户禀赋具有状态依赖性;未转出农地农户对交易费用的事前认知明显高于有转出行为农户的经验认知;农户在流转流程、外部环境和第三方组织三个角度的交易费用认知,不利于农地的流转,而对合约安排产生的交易费用认知则有利于改善农地的转出行为。从鼓励农地流转的层面来说,讨论尚未转出农地农户的交易费用认知,以揭示农地流转难以发生的内在约束,更具政策意义与现实价值。     

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1)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目标不同,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2)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市场化程度越高,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就越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就越明显;(3)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和农户农地流转的市场参与程度,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都有影响。研究结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引导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农地的合理投入、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提高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

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其又必须以农地流转为前提。以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为对象,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文化水平、搬迁意愿、家庭劳动力数量、土地细碎化程度及土地流转经历对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户文化水平越高、搬迁意愿越强烈、家庭劳动数量越多,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越强烈:土地细碎化程度是农地流转的一个限制因素;已有过农地流转经历的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流转;②研究区农地流转意愿较强,有52%的农户期待农地流转,需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农地合理流转。     

武威市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农地流转是农村土地资源重新配置及高效利用的手段之一。本文基于农户收入视角和收入差距视角,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尼系数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地流转能够有效的增加农户收入;(2)纯务农人员比例、农业投入值以及单位面积土地收益是转入户总收入、农业收入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因素;对转出户总收入、非农收入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包括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补偿金获得情况和固定资产值;另外,健康状况、土地流转面积以及流转合同签订对流转双方的收入均具有正向效应;(3)农地流转使转出户人均收入高于转入户人均收入,且使得转出户的收入差距拉大,转入户的收入差距缩小。因此,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流转户制定不同的政策来积极引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在增产增收的同时也要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竞争力。     

新一轮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地流转?——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通过识别出农业生产激励、交易费用、交易价格以及农村要素市场联动四种中间传导机制,构建了"农地确权—中间传导机制—农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全国追踪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在整体上并不影响农户农地转出,但会抑制农地转入;(2)对于发生过农地调整、有公交车到达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村庄,农地确权更能促进农户农地流转;(3)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和交易费用机制抑制农户农地转出,并通过交易价格机制对其产生促进作用;(4)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促进农地转入,并通过交易费用机制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政府不同介入场景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PSM-DID的计量分析

本文依据角色定位、过程管理和保障监管差异划定政府介入农地流转的不同场景,从农户生计资本视角,利用两期截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对各场景下农地流转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政府介入农地流转并不能给农户生计资本带来显著改善,甚至有轻微的负效应;农户因农地转出带来的自然资本降低与政府规划行为下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带来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相抵;相对于中介型的政府介入农地流转,由政府主导开发的农地流转会降低农户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有书面契约的和合同可修改的农地流转对保障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的正效应;有实物租金的农地流转显著降低了农户的物质资本;针对已确权发证农地的政府介入农地流转对农户自然资本的积累有显著的负效应。     

广东省农户农地流转状况与经营意愿分析——基于改善农地小规模细碎化的视角

近年来,农地流转被视为是克服农户农地小规模细碎化、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关于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研究却忽略了农户对降低农地细碎化的需求。本文基于改善农户农地小规模细碎化的角度,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广东省农户的农地流转状况及农地经营意愿,并提出相关建议,对改善现行农地流转中的不足具有一定意义。     

基于农户效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研究--以嘉兴市“两分两换”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农地流转价格分别为固定和随效用最大化曲线动态调整时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顺利流转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构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型。利用嘉兴市“两分两换”的实证数据分析理论模型的科学性。研究结果：（1）当农地流转价格固定,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补偿达到高度满意时,农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完全流转;（2）当农地流转价格固定,并要求完全流转时,大部分农户对流转补偿无法达到满意;（3）当农地流转价格随效用最大化曲线动态调整时,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补偿达到满意,并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完全流转。研究结论：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的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型,可探析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对推进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门槛值的验证分析

现有关于劳动力转移能否促进农地流转的研究形成了两种分歧的观点。本文从理论层面论证指出存在观点分歧的原因在于: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农户劳动力转移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促进农地流转,由此对应出现"人动、地不动"与"人动、地动"两种结果;进而运用Probit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IV-Probit,2SLS)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计量结果支持理论假说。由此认为,农户劳动力的规模转移是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基本条件,农户劳动力的稳定转移是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支持条件,需要寻找辅助和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农外"政策工具。     

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DEA模型,结合1033个农户的相关数据,分析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减贫效应,并进一步运用T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流转减贫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但其中对于流出户来说,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明显高于流入户的减贫效应;且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高于西部,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高于中部地区;此外,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农户所在村距县政府的距离以及农户家庭老年人数是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要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农地流转,推广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要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