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住房视角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漂浮困境及其化解机制

新型城镇化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质在于其从农村中彻底退出并融入城市社会,城市住房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退村进城"的必要条件。然而,在政策层面,农村土地产权不完整以及城市住房保障政策部分失灵,致使农业转移人口既无法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以满足进城租房购房的资金需求,又难以得到住房保障支持;在市场层面,房价收入比过高;在社会层面,社会资本匮乏;政策、市场、社会的选择性排斥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解决难度和市民化漂浮困境。基于此,应允许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可抵押以及市场交易,建立和完善产权市场交易体系,以增加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形成对农业转移人口"退村"的推力;实施差异性住房保障政策、建构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市场主体市民化支持机制以及增加资本建设,形成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的拉力。在综合运用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社会力量解决住房问题基础上,探索新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6091名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

[目的]文章通过意愿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层面分析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的代际差异,为地方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指导意见。[方法]文章基于湖南省6 091名农村流动人口样本,选取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余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为控制变量,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通过城市和年龄的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相比于"务工经商"的流动群体,拥有"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收入"和"已建立健康档案"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在城市落户定居;现有市民化政策更加倾向于男性,但女性的落户意愿反而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落户可能性越大"仅限于第一代农民工;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需求的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结论]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关注进城务工子女教育、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健康教育宣传能够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挂钩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挂钩机制,不仅是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保障,也是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市民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方法]假设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体规模不变,理论分析机制的异质性效应,以湖南省的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设置不同权重下的常住人口"标准人系数",测算各城市的拟分配财力及其波动幅度。[结果]现有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方面是公共服务外溢而形成"发展的贫困",另一方面是劳动财富外溢而形成"衰退的富裕";"发展的贫困"门槛值为8%、"衰退的富裕"门槛值为-20%,长沙市是唯一的公共服务外溢地区,张家界市和湘西州则是劳动财富外溢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挂钩机制在现实中较为稳定,且具有可操作性,各城市的预分配财力和拟分配财力相差不到1%。[结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挂钩机制有利于推进市民化进程,公共服务外溢的城市应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劳动财富外溢的城市可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户籍为本地的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升返乡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对象的均等化。     

户籍制度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机制探析——基于推拉理论

本文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农民市民化的动力机制(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并对推拉理论进行拓展,分析农民市民化的阻力机制。进而提出若干对策建议:大力发展大城市、中小城镇的二三产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逐步实现城乡再次分配的均等化;促进农村居民整户转移和允许城乡居民自由转户等。     

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目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是西部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的首要难题,主要是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方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是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借鉴的主要方法。这些方法始终坚持把理论与实践、宏观分析与微观调研、批判与建构相结合,既注重共性与普遍性,又突出西部区域个性与特殊性。[结果]农业人口转移主要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2个部分,二者都是人口城市化过程。农业人口转移的方式主要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和农业人口从种植业向非种植业转移两种。西部地区农业人口转移应坚持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三农"现代化"四化"并重发展,一方面,要推动实施工业化、城镇化战略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重视农业和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改变单向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思维。[结论]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安排与创新,主要解决"转的进、稳得住、有保障、可持续"的问题。     

基于CGE模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

[目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通过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农业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农业转移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居民,促使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 87个百分点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结果]农业转移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居民,拉动了投资的增长,促使土地租金、真实GDP、实际工资、家庭可支配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促进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增加。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也使得CPI、GDP价格指数、出口价格指数出现不同程度地降低。[结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整体上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要继续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协调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推进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要不断完善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题研究

目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明显偏低,在城镇地区的经济融入、政治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入方面存在种种困难,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是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拦路虎,户籍门槛与福利差距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难的壁垒,等级制的城市行政体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均衡配置资源的障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延缓器,不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到2020年,推动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难带易、以点带面、以小带大、以新带旧四大基本原则,坚持缩小城乡区域福利差距、强化市民化法律赋权两个核心导向,聚焦"进得来"、"过得好"、"离得开"、"可持续"四个主要内容,抓好随迁子女进城入学、家庭成员定居落户两个关键步骤。推动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举措包括,完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市民化导向的城市行政制度改革、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共享的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创新农业转移人口有偿退出与带资进城的土地政策、完善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权事权匹配机制。     

农业人口家庭市民化:基于“分步转移”决策模型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但并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从家庭视角来看,农业人口市民化可以定义为农业家庭由部分转移到整体转移,最终实现家庭市民化的过程。"分步转移"对传统农村家庭结构造成了冲击,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能力与人力资本能力。家庭市民化是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问题。通过构建"分步转移"决策模型,分别对核心农业家庭的部分劳动力转移、全部劳动力转移和家庭整体转移这三种情形进行成本收益估算,用边际方法分析不同情形下家庭净收益的变化,得出家庭市民化的本质是市民化能力不足。最后,以家庭为视角,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建议。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区管理机制

针对二元化社区管理和农业转移人口社区融入难题,必须立足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拉力、推力、动力和能力等,着力构建和完善均等化服务机制、交往互动机制、平等参与机制、社区组织机制,建设开放性、多功能的城市社区. 第一,完善均等化服务机制,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拉力.要切实改变管理理念,变治安管理为社区管理,变户籍管理为居民管理,摈弃以“户籍”为依据的二元管理模式,以公平普惠为原则,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社区管理,向其提供均等可及的社区服务.     

基于二元经济转换的整体视角探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动力

二元经济结构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基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与我国二元经济转换实践,探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动力。本文认为,二元经济转换的发展过程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变迁进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市民化的宏观动力;比较利益的改变构成转移主体的直接经济动因;市民化的有序推进需要提供机会均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动力。面对目前的困境,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形成市民化的整体发展动力。     

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能否被有效替代已经成为农地能否健康有序流转的关键所在。文章选取安徽省芜湖市为研究案例区,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开展田野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较强,63%的农户期待转出农地。(2)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有一定影响:劳动承载力功能替代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转出农地;农地的价值功能替代程度越高,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当今农地的养老功能替代程度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没有显著直接影响。为促进农地合理流转、最大限度保护农户利益,应健全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尤其增强新农保的保障能力,消除农户在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推动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强职业培训,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城郊农村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发展策略研究——以新乡市城郊农村为例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我国经济转型困难以及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文章通过实地调研及层次分析法,对河南省新乡市城郊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初步构建了城郊农村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结果显示,目前影响河南省城郊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为环境可持续发展及资源可持续利用。并针对指标评价结果从加强政府引导,强化政府监管;改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培训力度,注重人才引进;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环保意识,注重生态效益等方面提出促进城郊农村可持续发展对策。     

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传统农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空间差异——基于ESDA方法和面板DOLS模型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区域中心转移造成传统农业地区出现农村经济"边缘化"和农村人口"空巢化"的危机,因此文章利用河南省60个传统农业县域2000~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Kernel核密度估计、ESDA空间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动态DOLS回归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传统农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城乡差距、城镇化对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力度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以河南省60个传统农业县为例,受空间近邻效应的影响,传统农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空间格局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分布特征,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其地域差距在逐步扩大;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心-外围"地区转移模式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城镇化水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地非农化最主要的外核拉力,且高值集聚区处于高水平均衡状态;区域中心城市"空间溢出"的非均衡性是造成劳动力就地转移出现极化特征的潜在诱因。上述研究结果意味着,可以通过工业化重心下移、鼓励城乡联营、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等措施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吸纳能力。     

四川丘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分析

[目的]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四川丘陵地区农业资源匮乏、农村劳动力年龄偏大、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难点和关键点。[方法]文章以丘陵低山区遂宁市为例,从农业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就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遂宁市大部分地区很难通过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解放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且外出人口众多;第二产业在增加遂宁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同时也有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第三产业未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较大。[结论]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造第一产业结构,挖掘劳动力就业潜力;优化第二产业结构,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进第三产业发展,扩展劳动力吸纳空间,实现三产互动和增加就业的双重目标。     

陕西省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

当前,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下,陕西省农民收入增长出现趋缓,收入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如何确保农民增收取得新的突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文献分析与统计的方法,对陕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01~2007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8年后开始回落。而在对农民收入结构特征分析中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陕西省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2012年以后有所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最重要动力因素,农民转移性净收入呈逐年上涨趋势,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波动较大。同时分析目前新常态下影响陕西省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并从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建立农业品牌优势;促进农民就业,推动工资性收入增长;加快城乡统筹建设,促进农民转移性收入;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推动财产性收入有序增长;提高农村经济质量,完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措施。     

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决策逻辑基于推拉理论视角

目的 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决策逻辑，对于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加速农业现代化、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推拉理论视角，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并综合实证调研，分析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决策因子及决策逻辑。结果 （1）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比例偏低，仅30.6%的农户发生土地流转行为。未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中，将土地闲置或种植林木的比例达21.1%，土地抛荒、非粮化问题较为突出。（2）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兼具“农民”和“市民”双重身份特征，其土地流转行为决策逻辑契合推拉理论，受个人自身特征、流动范围以及流出地、流入地特征“二维四要素”影响。（3）男性、年迈、重视老家风俗习惯、流动空间跨度大、在流出地存在家人照料问题、在流入地面临歧视或存在买房问题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偏低，而在流入地拥有高收入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则较高。结论 在诸多决策因子的影响下，农户遵循“乡土情怀维系、基本生存保障和流转风险规避”决策逻辑，对于离土离乡卷入城市化浪潮的农户而言，土地财产功能弱化，情感功能、保障功能凸显。     

甘肃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及对策

甘肃中部地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五化"(整体人口低能化、劳动者队伍的老龄化、村庄凋敝化、公共管理弱化、男性鳏夫化)现象。通过对该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大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创新农地产权制度,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着力推进农村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序、较快推进农村城镇化等对策建议。     

代际差异视角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新一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流动人口管理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两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结果 （1）住房面积、社会保险、个人收入、对所在城市印象以及城市医疗影响两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但是在不同生活满意度分位数水平下,影响因素存在差异;（2）在低生活满意度水平下,务工年限、个人收入显著地影响老一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而住房面积、社会保险及对所在城市的印象显著地影响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3）在高生活满意度水平下,社会保险、对所在城市印象显著地影响老一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而务工年限显著地影响新一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结论 新一代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在不同生活满意度分位数水平下,两代流动人口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制定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政策需要考虑代际差异,还需要考虑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