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分化、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农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及规模决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中国4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程度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其中,农户水平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和转入规模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流转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及流转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入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资源禀赋与农户农地转入参与行为呈现"马太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来弥补农户分化对农业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等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影响粮食种植结构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2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调查,应用统计描述性分析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带来的粮食种植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发现,2003—2012年全国层面粮食种植比例趋于下降。粮食内部结构也发生调整,水稻种植比例下降,小麦稳中微降,玉米的种植比例快速提升。描述性分析显示,转入户的粮食种植比例高于非流转户,而非流转户又高于转出户。固定效应面板拟合结果也证实,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结构有显著的影响,农户的土地转入(转出)行为能够有效提升(降低)粮食种植比例。但农地流转对三大主粮种植结构的影响出现分化,转入(出)行为能显著增加(减少)农户的水稻种植比例,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小麦和玉米的种植没有影响。     

发达地区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户样本数据

本文以浙江省的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研究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现有耕地面积对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和农户农地流转规模均存在较大的影响;农户家庭人口数、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农地特征和农地流转租金是影响农户流转农地的重要因素;户主年龄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但对农户转入行为影响不显著。建议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鼓励承包农地的农民从事现代农业,为农户农地流转创造先决条件;规范农地租金数额,并可根据市场行情上下浮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弱化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促进规模农户种粮了吗?——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最新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2016年和2017年两期数据,考察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规模农户种粮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无论是纯粮食种植户还是粮食为主种植户,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皆显著扩大了规模农户的粮食播种面积;第二,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主要是通过促进规模农户转入更多土地来扩大粮食生产,对农户的种植结构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农业补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加大对农地经营者的补贴支持可成为解决当前农地流转不畅、促进规模经营、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手段。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成渝地区42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成都市和重庆市农村地区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的因素不尽相同:农地流转价格、有无农地流转中介、有无政府补助购买社会保险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收入及构成、农地流转价格、有无农地流转中介和有无政府补助购买社会保险等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显著。     

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 ——基于武汉和咸宁部分农户调查的实证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成本收益理论、Logit与Tob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理论上,农地整治能提高耕地生产性收益与非生产性收益,降低劳动成本,但可能会增加土地和农机的使用成本,使得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2)实践中,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转入行为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非农就业状况对农户耕地转出行为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研究结论:现阶段,为活跃农村耕地流转市场,应加快推进农地整治、提高农地整治质量、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稳定耕地流转价格,以增加耕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此外,应增加城市非农就业机会,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登记发证工作,以增加耕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     

如何发挥农业补贴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靶向作用——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的调查数据

农业补贴能否达到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农业补贴的发放对象及农业补贴的发放金额能否对农户流转土地产生足够的激励。本文利用江苏、广西、湖北及黑龙江4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业补贴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将农业补贴发放给农地经营者而不是农村土地的承包者、加大农业补贴的力度有助于促进土地流转。为此,政府应改变现行的农业补贴发放规则,加大农业补贴的强度且将农业补贴发放给农地经营者,使农业补贴与承包关系脱钩。     

乡村社会嵌入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基于吉林省93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社会嵌入理论分析了乡村社会嵌入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可能影响,并利用吉林省30个市(县)102个村的936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治、认知、文化和网络四个维度的"嵌入因素"均对农户农地转出和转入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其中政治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关系强度、关系质量、网络密度和网络规模正向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和转入行为决策;而网络异质性则存在负向影响。政府因地制宜的构建有利于农地流转的乡村社会嵌入环境可在短期内快速提高我国农户农地流转行为。     

天山北坡经济带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以玛纳斯县为例

该文以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上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玛纳斯县为例,对369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 通过建立农地流转行为与各变量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从农户特征、农户资源禀赋以及农地流转特征等 三方面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和家庭单位耕地面 积纯收入、户主对农业经营风险认知和农户类型显著地影响了农户土地转入行为;而年流转租金、户主年 龄和流转年限、家庭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和非农业劳动力年人均收入构成了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显著的影 响因素。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西北三县170户农户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基于辽西北地区三个县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当地农户农地流转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转入和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基本特征、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和农地流转约束特征均对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选择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根据对江西省农户的调查,对当前国家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下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农户粮食生产收入预期是决定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中介变量;政府实行的粮食直接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调节了以粮食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的粮食种植决策行为,提高了其粮食生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负向地调节了农户的粮食种植决策行为。     

基于农户层面的农地整理对于农用地流转影响分析——以湖北省汉川市为例

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用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对于完善我国农地流转制度以及促进农村农地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依据湖北省汉川市10个乡镇的248份农户调查调查问卷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对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农地整理状况的农田亩均灌溉成本对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可顺畅排水的农田比重对农地转入转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农田道路的通车情况对农地流转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政府视角下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探索与政策选择

作为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主要参与者,政府的流转行为对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成熟度具有重要影响。以此为视角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得到政府行为下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的一般路径:农民自发流转阶段—政府获利阶段—农民流转意识与能力培养阶段—农民流转能力提高阶段—流转市场潜能开发阶段。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表明,其正处于农民流转意识与能力培养阶段。本文分析了政府补贴与价格干预两种政策对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作用过程及其效果,认为政府补贴与最低限价政策可以较好地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中部地区农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从农户个人特征及家庭状况、农地资源禀赋及耕作条件、农地流转的社会条件三个方面,对农地流转的转入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身体健康程素质、劳动力总人口数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因素最大,而土地的细碎化程度以及对农地政策的了解程度也具有显著影响。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得到启示:扩大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来源;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发展土地流转中介来组织规范流转行为;最后要加强对农民的保障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促进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滞缓:经济激励不足还是外部市场条件约束?——对4省600户农户2005～2008年期间农地转入行为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讨论了规模经济激励、劳动力资源约束以及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和市场活跃程度等外部市场条件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的影响,并利用农户农地转入的实地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说。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经营农地规模及非农就业状况是影响其转入农地的重要经济激励因素,但这种转入农地的行为受其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约束和非农就业机会成本的影响,而农地细碎化由于凸显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资源的约束而对农户转入农地产生负向影响。村庄农地流转市场的活跃程度是农户能否转到所需农地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村民参与非农就业市场的程度是决定村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重要因素。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意愿的影响探析——以辽宁省为例

基于辽宁省52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了解程度、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总体满意度、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农业收入、农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流转农地难易程度以及农地面积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解决执行环节存在的问题,提升农户认知程度,让农业补贴政策效果更加显著。     

中介组织作用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基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检验外生型中介组织和内生型中介组织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行为以及参与程度的影响,为不同类型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建设提供经验与建议。研究方法:基于Logit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法。研究结果:(1)外生型中介组织对农户是否转入、转出农地决策及其流转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内生型中介组织对农户是否转入农地决策和转入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是否转出农地决策有负向影响,对转出程度的影响不显著;(3)外生型中介组织对流转双方的影响超过内生型中介组织的影响。研究结论:充分发挥外生型中介组织的作用,同时防止村集体强制推动农地流转;加强内生型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建立,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模式。     

农户异质性、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村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较为丰富,但既有文献大都关注其平均效应,忽视了农户个体异质性结果。基于2010年和2014两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下的"反事实"检验思想,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农户异质性。进一步,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相关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无论是转入户还是转出户,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都比较显著;但是,农地流转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效应高于低收入群体,农地流转市场的出现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这意味着农地流转政策面临着"效率"与"平等"两者的权衡。政策启示是重点关注并帮扶低收入农户,在乡村振兴中做好精准扶贫,发挥好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关键作用。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湖北、广西、和黑龙江四省(区)111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形成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农户最终是否流转农地以及流转农地的规模取决于农地产权安全怀所产生的三种效应的叠加影响。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土地承包合同提高了转入户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但并不显著影响转出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签订农地流转合同提高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而农地流转纠纷并不显著影响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应该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强化农民农地流转合同意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解决机制。     

丘陵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从农户家庭特征、收入特征、承包地情况、流转流程特征、政府行为、社会保障因素以及社会关系因素七个方面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对农户流转意愿模型、转出意愿模型与转入意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文中得出结论是:农户劳动力情况对农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对农地流转影响显著,尤其是在转入方面,非农收入比重、承包地面积、土地类型对转出与转入影响均显著,承包地块数、社会保障情况对转出影响较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