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生活伦理与公共精神及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启示——基于5省20村的调查

本文利用5省20村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农民的婚恋观、孝道观、生育观、成功评价标准和农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及行为选择等维度进行考察,数据显示了当前农民生活伦理的弱化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而农民生活伦理弱化与公共精神缺失与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式微相关联。因此,新农村文化建设应加强以维持乡村社会伦理和培育农民公共精神为价值指向的公共文化建设。     

土地冲突:公共权力失范与农民的权力建构

本文以典村"卖地"冲突、"乌坎事件"和S村征地冲突3个个案为表述对象,对当下土地冲突中公共权力失范与农民权力建构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农村土地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中,特定公共权力难以受到约束,这激发了农民利用集体行动、村民自治和话语表达来建构权力的冲动。当然,所谓农民权力建构实际上只是一种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支援的借力行为,表面上看具有"权力对抗"的性质,实则没有任何反体制属性,而且往往也难以取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效果。本文研究明晰了土地冲突中权力行动的一般逻辑,并为土地冲突与政治秩序之间包容性方案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村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与进路——基于3个典型案例的研究

本文选取3个农民自组织作为研究案例,这3个农民自组织分属于治理现代化处于不同阶段的3个村庄,具体分析其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的现实逻辑。基于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分析指出,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沿着组织及其成员经济利益最大化、村庄治理权力和治理地位的获取、组织公共精神培育及村庄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推进。村庄应基于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及进路,采取选择性激励方法,激励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推进村庄治理现代化。     

国家、基层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日本近世农村社会治理

在日本近世的农村社会治理中,幕藩国家凭借强大的武力完成了对村落的型塑,并通过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在地权力、文书传达实现了对农民的制度约束和对农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以"村役人"和"大庄屋"等为代表的"身份的中间层",全面执掌农村基层事务,解决了兵农分离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将幕藩权力相对化,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在地权力。农民面对幕藩国家权力和村役人、大庄屋的在地权力,其对基层事务的主体性并没有被彻底压制,而是广泛参与基层事务,并对幕藩国家的掠夺展开了持久抗争,对在地权力和幕藩国家权力形成了反向制约。由此,日本近世的农村社会治理既不是村落单方面的"自治",也不是幕藩国家单方面的"他律",而是形成了幕藩国家、在地权力、农民三者并立的"抗衡共生型三元主体治理",显示了日本近世农村社会的特性。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投资情况及区域分布

中国农村能否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本文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村级公共物品投资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包括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规模、分布、资金来源及其投资目的等。研究表明，农村村一级组织和农民自己负担了他们公共物品投资的很大一部分。上级政府的公共物品投资策略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差异。针对目前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和融资的特点，在农村税费和农业税减免等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持续增长，是各级政府应当予以特别关注的新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意愿分析

本文利用2003年和2005年两次抽样调查数据对村级公共物品投资状况进行研究,特别是采用小组访谈方法对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满意程度、对村投资和自己出资进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资意向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农民对道路、灌溉的满意度最低,但农民其投资意愿却是很高的;而对垃圾站的投资的满意程度和投资的意愿都很低。因此,针对目前农民对公共物品投资的意向,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民不满意但又有强烈投资需求的项目的投入;同时对农民既不满意也不愿投资但和新农村建设相关的项目也应给予支持。     

农村公共权力的异化趋向及其治理 ——来自粤北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公共权力日渐呈现异化的趋势。通过长期实际的考察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不顺、乡村社会的无主体性以及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等是导致农村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落实“四个民主”、改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构建“乡政村治”新格局、强化村民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以及深化集体产权改革壮大集体经济等,以此实现农村公共权力的理性回归。     

中国农村水利灌溉设施投资的绩效分析——以农民亩均收入的影响为例

随着国家逐渐重视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政府的关注点也不仅仅限于灌溉设施投资的数量，还包括投资的质量。本文使用2003年大样本调查获得的2459个村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农村灌溉设施投资的效果进行了评估。描述性统计分析的评估结果表明，灌溉项目投资对项目村的亩均农业收入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进一步结合模型检验，证明该结果是显著的。但是，有灌溉项目的村所占比例仍然偏小。因此，有关部门仍然需要大力关注农村基层的水利投资，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     

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

改革开放后,由乡村企业家担任村干部的富人治村现象出现且普遍化,但对富人治村的效果,研究者各执两端。本文利用2014～2016年27省份756个村庄的治理调查数据,分析了富人治村对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代表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富人治村能够显著提升灌溉设施维护频率,但对整体灌溉状况和集体行动组织影响有限。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约束产生的交互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网络规模并不能影响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但正式的基层民主制度可以显著提升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劳动力外流、乡村治理衰败的背景下,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的富人村干部逐渐超越传统的宗族网络,成为乡村公共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而基层民主的发展则对富人村干部扩张中的权力构成了约束,激励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当代中国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研究

马克思主义公共权力发展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权力天然会异化,但异化并非公共权力的天然属性,防治公共权力异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不解决的社会发展难题。文章在剖析权力寻租、权力递延、权力上瘾、权力染黑等当代中国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具体形态及危害的基础上,从社会发展语境、改革生态、阶层利益博弈状况、官德建设现状等方面揭示了当代中国公共权力异化的深层现实原因,并从大力提升社会自主性,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努力构建规范、公正的阶层利益协调机制,着力完善官德建设的他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消减当代中国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