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平原耕地资源非农化空间差异分析

在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占用大量耕地的同时,农村居民点也在占用耕地.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城市化,还包括土地利用城市化和耕地非农化城市化.通过人口城市化指标来表征人口结构、土地利用城市化指标和耕地非农化城市化指标来表征土地利用结构.在分析江汉平原人口城市化、土地利用城市化和耕地非农化城市化空间差异的基础上,研究了江汉平原人口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空间差异与耕地非农化空间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4年,江汉平原地区耕地非农化面积较多的市县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城市圈内;耕地非农化主要流向城镇用地、交通用地和工矿用地,但各市县的情况不一;土地利用结构的空间差异是形成江汉平原耕地非农化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过程的内在原因,以助于协调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耕地保护工作与未来经济运行相一致。研究方法: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利用Eviews4.1软件分析。研究结果: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与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并不一致,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须将城市化作为切入点。     

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及协调关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以四川省1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四川省人口、经济、耕地非农化等数据,对其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进行综合评价,以此分析四川省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通过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探讨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高水平区分布较为分散,而低水平区相对集中,分布在川东地区;耕地非农化程度空间分布不均衡,中低水平耕地非农化地区与高水平耕地非农化地区差异明显;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存在耦合性,但是协调发展区极少。     

耕地非农化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非农化的规律.研究方法基于GIS平台,分析耕地非农化的格局演变,探讨与其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京津冀地区在1995-2000年建设占地的数量较1985-1995年有所减少,且格局发生了轴向变化.由东北-西南向发展成了西北-东南向.研究结论低海拔的平整农田是非农化最集中的区域,转换面积占转换总量的72.49%;耕地非农化的空间变化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与不同等级的道路亦联系紧密.     

湖南省耕地非农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耕地非农化是资源由低效利用向高效利用的转化，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越不过的一道坎，它加剧了建设用地增加和耕地减少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加强耕地非农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对湖南省1997-2005年的耕地非农化过程进行分析，从耕地非农化的产生机制、实现机制和驱动因子三方面探讨了湖南省耕地非农化的动力机制，并提出减缓措施。     

耕地非农化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分析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通过耕地非农化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分析,指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耕地非农化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非农化的速度要与城市接纳人口,耕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一致才可避免因耕地大量减少危及农业安全。最后提出政府的调控措施。     

中国耕地供需变化规律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中国城市化 — 工业化用地需求和满足粮食安全的耕地供给之间的消长关系及变化规律，以期为国家土地利用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首先提出关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即满足粮食安全的人均耕地需求）和耕地非农化逻辑斯蒂的假设。然后对历年中国耕地的统计数据进行订正，重建1980 — 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据此计算了同期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反映耕地需求和供给的对比关系），并验证耕地非农化逻辑斯蒂假设。研究结果：保障粮食安全的人均耕地需求数量逐渐降低，耕地压力指数虽先降后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中国在基本满足城市化 — 工业化用地需求和生态退耕，因而满足粮食安全需求的耕地供给不断减少，同时人口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粮食安全状况非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耕地压力指数非但没有加重，反而有所减轻，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耕地非农化逻辑斯蒂增长过程的推导和证明，显示了两个拐点分别出现在1980年和2050年，前者是从缓慢到加速的转折点；后者是从增长到停滞的转折点，保证粮食安全的耕地供给将趋于稳定。其间还有一个由加速到减缓的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研究结论：城市化 — 工业化用地需求和粮食安全用地需求可以兼顾。     

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与迁移路径

目的 耕地非农化影响1.2亿hm²（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有效掌握耕地非农化演变空间特征是保护耕地的重要前提。方法 文章以广西边境3个地级市的23个县域地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刻画1980—2018年耕地非农化速度与方向，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空间特征。结果 （1）1980—2018年4个时期内耕地非农化面积呈“N”型波动增长的趋势，其中2010—2018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大，为49 367 hm²；1990—2000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小，为5 270 hm²，耕地非农化面积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城市中心。（2）耕地非农化速度具有空间非均衡性，标准差椭圆面积往东南方向持续扩张，耕地非农化空间上总体由西北部往东南方向迁移，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3）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面积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但集聚优势逐渐下降，“高—高”聚类的空间变化主导了耕地非农化面积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格局演变。结论 研究揭示了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可为边境地区制定耕地非农化管控机制和优化国土空间结构提供参考。     

区域人类活动与耕地资源系统动力学演化分析

以区域尺度作为视角建立人类活动与耕地资源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式,讨论区域人口-耕地-经济系统平衡态的稳定性和动力学演化趋势.结果表明:净增耕地数量的增加可以扩充有限的耕地资源数量以及提高区域可供养的人口数量,促进区域人口-耕地-经济系统向可持续方向发展:过度的农地非农化、低效率耕地资源利用水平、耕地资源质量退化、净增耕地数量为负等人类活动.都将导致区域人口-耕地-经济系统灾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提高耕地资源承载力和耕地利用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控制耕地非农化水平,可促使耕地资源持续利用.     

人口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因果关系——以湖北省为例

研究目的:人口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因果关系.研究方法: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1)人口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并具有协整关系;(2)人13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之间存在从农地非农化到人口城镇化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从人口城镇化到农地非农化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著;(3)人口城镇化关于农地非农化的弹性为0.53,即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每变动1%,人口城镇化将变动约0.53%.研究结论:研究区城镇化方式为先土地非农化再带动人口城镇化,土地非农化作为人口城镇化的引擎在推进城镇化速度方面非常明显.是一种粗放、摊大饼式的土地高消耗、人口低吸收的城镇化方式.因此,必须建立城镇集约化指数控制农地非农化速度和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以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区域差异--以长江流域四川、湖南、江苏三省为例

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和江苏三省，1978-1996年耕地资源面积减少与GDP增长过程具有一定时空变化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减少与GDP增长的相关性逐渐增强；在地区差异上，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江苏省耕地面积减少与GDP增长间的关联程度要高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湖南省和四川省；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耕地资源面积的减少将会由超前型减少转为滞后型减少。最后，作者由上述分析得出了三点结论和启示。     

基于岭回归的农地城市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策制度因素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辨识主导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利用岭回归法,应用SAS软件分析。研究结果:(1)居民收入水平与耕地消耗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城市流转有加剧趋势;(2)耕地消耗率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降低,这与中国各地区耕地资源禀赋有关,但同时表明现阶段中国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提高;(3)随着地均GDP的增加、征收耕地市价水平的升高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耕地消耗率有上升趋势;(4)随着耕地利用效益的增加、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的提高以及总人口的增加,耕地消耗率呈下降态势,但回归不显著。研究结论:居民收入水平、土地市场化程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是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现阶段应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土地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引导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降低耕地消耗率。     

江苏省人口变化对耕地保护的影响

人口变化对耕地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人口数量增加需要占用更多耕地;二是人口城镇化对耕地保护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对江苏省的人口与耕地面积两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由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耕地占用的趋势在不断地减缓,并提出人口城镇化有利于节约保护耕地,是缓解人地矛盾关系的有效途径;进而对人口城镇化有利于保护耕地进行原因分析,并对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基于PCA STIRPAT模型的绿洲区耕地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以酒泉市为例

［目的］耕地是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之一，绿洲耕地资源是绿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资源对绿洲区社会经济生态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绿洲区典型城市酒泉市1997—2016年的耕地面积有关数据为基础，剖析影响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结果］（1）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整体呈波动式减少趋势； （2）由主成分分析表明，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地区生产总值等）、农业产值（粮食作物总产量）存在较大相关性； （3）STIRPA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化率、人均GDP及公路里程； 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对酒泉市耕地面积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绿洲农业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广泛应用，人均GDP的增长是以牺牲更多宝贵的土地资源为代价的，导致绿洲农业面积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公路里程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耕地面积减少，符合预期。［结论］研究认为可通过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转变绿洲区农业发展方式、增加技术投入等方面遏制绿洲区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近20年湖南省耕地变化及可持续利用研究

湖南省是全国的农业大省之一,选用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和耕地面积减少率为主要分析指标,探讨了湖南省近20年来,经济、人口与耕地面积之间的关系:耕地减少的发生时间与经济发展的增长基本同步;针对耕地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     

博罗县耕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试图探讨广东省博罗县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特点。[方法]基于2005~2014年广东省博罗县耕地资源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资料选取19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软件找出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借助DPS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从而量化不同因素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影响耕地变化最大的经济因素为地方财政收入,其关联度高达0.994;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相关性很高,其关联度为0.991;地区生产总值(GDP)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相关性较高,其关联度为0.830。[结论]2005~2014年博罗县耕地数量波动相对较大总体呈现略微增加趋势,人均耕地呈现下降趋势,且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关系较密切。     

山东省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研究

我国的人地矛盾将长期存在，耕地资源不足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耕地环境的恶化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环境健康的瓶颈：工业化城市化使部分耕地非农化趋势不可逆转，耕地面积与人均粮食快速递减，耕地低效利用、掠夺式经营广泛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侵蚀着土地生产力、威胁着我国粮食安全。据此，本文尝试性地提出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并以农业大省山东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出区域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和特征，以期为制定提高区域耕地利用效益的对策、为国家制定耕地利用、保护和耕地整理、补偿政策提供实证参考。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利用效益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异；森林覆盖率、人均粮食产量、人力资本水平等8项指标是决定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的主要因素。本文的主要结论或政策启示是：政府对耕地的保护政策、补偿政策，不仅要考虑耕地数量，更要考虑耕地利用效益状况，实行高效益高保护、高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