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推进基于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理念的乡村振兴

目的 揭示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理念下，如何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方法 文章基于产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理论，及我国乡村振兴、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相关政策体系，对目前我国的农业生态产业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发展建议。结果 基于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理念的乡村绿色转型发展正在逐步实践完善，各地正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挖掘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等等。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制度机制不完善、特色产业同质化严重、生态产品技术体系不健全、人才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表明在乡村“+生态”和“生态+”的业态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结论 为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理念下的乡村振兴进程，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保障和政策支持、优化整体特色产业链、建立健全相关生态产品技术体系、重视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和居民素质提升。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研究以太原市王吴村为例

目的 发展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科学评价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振兴绩效不仅可以衡量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率,而且是把握乡村发展方向、提高乡村效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方法 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借鉴前人构建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基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出发,创新地构建了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并以太原市王吴村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加权平均法和因子分析法对王吴村的乡村振兴绩效进行评价分析。结果 2019年王吴村乡村振兴绩效综合得分为95.41分,乡村振兴绩效处于优等等级,其中旅游在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方面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对乡村治理成效较弱。结论 在坚持产业和生活高效推动的同时,王吴村要提升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程度,改进乡村治理方法,提高治理效率。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时空耦合的状态与动态特征

目的 构建乡村人—地—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2009—2017年湖北省乡村人—地—业发展时空耦合特征,探讨其发展状态耦合的分异特征和时空动态耦合的类型规律。方法 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9年和2017年湖北省县域乡村人—地—业状态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运用动态耦合度模型识别湖北省县域乡村人—地—业动态耦合类型。结果 2009年和2017年湖北省乡村地区人—地—业发展状态耦合度较高,呈现出“一圈一轴两片”的空间格局;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整体处于初级协调状态,2009—2017年呈现出由勉强和初级协调向初级和中级协调转变发展的趋势;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时空动态耦合水平整体明显低于状态耦合水平,其耦合关系可划分为人地业正向发展型、单系统发展滞后型、单系统发展引领型和人地业负向发展型4种类型,整体以单系统发展引领型和滞后型为主。结论 研究有助于把握乡村人—地—业发展的时空逻辑关系,能够为区域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产—景—村”融合发展：现状与对策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乡村改革不断深化，乡村资源要素相互渗透融合，乡村发展活力不断激发，中国的乡村融合发展亟待科学指导。方法 文章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相关研究领域阶段性前沿，探讨了“产—景—村”融合发展内涵，解析了“产—景—村”融合发展模式现状特征及发展对策。结果 指出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下聚落景观和生产景观交叉融合，催生了复合型乡村景观的大量涌现，乡村土地分区利用呈现多元化，“产—景—村”融合发展模式的推广加速了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同时乡村空间分割、发展失衡和人地矛盾等问题也得到有效修复缓解。结论 考虑到乡村振兴背景下“产—景—村”融合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基于空间、产业、景观营造、内生动力等层面构建“产—景—村”融合发展理论模型，从乡村发展规律、价值功能、区域互动、生态安全、机制保障等角度提出对策措施，为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规划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从根本上激活乡村发展内部的动力，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受区域条件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黄土丘陵沟壑区城乡发展滞后。新时期，亟待厘清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以黄土丘陵沟壑区5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县域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状况，结合相关分析探析“城”和“乡”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 （1）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城进村衰”问题加重。乡村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虽略有发展，但环境系统有一定程度衰退，而城镇化水平在各方面均取得较大发展。（2）区域城乡互动关系已趋稳定，城乡耦合模式以“中—中—高”、“中—低—高”为主。城乡发展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以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为主。2000—2015年，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缩小。（3）城镇化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起主导作用，而乡村的作用较弱。结论 乡村发展滞后是制约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发挥乡村资源优势、加强乡村环境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将有助于提高乡村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城乡关系现状，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基于改进熵值TOPSIS灰色关联度模型的青海省乡村振兴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我国发展趋势和应对我国发展难题所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我国乃至全球“三农”发展进程中都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通过对青海乡村振兴实施成效进行测度，找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以期为青海农村全面发展提供决策思路，也为欠发达地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乡村“五大振兴”维度，构建了38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青海省乡村振兴实施成效运用改进熵值TOPSIS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测评，找出青海省乡村振兴与理想状态整体拟合程度；并用障碍度模型对障碍因子进行分析，找到制约农村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 （1）青海省乡村振兴灰色关联贴进度为0.425，处于中级阶段；各地区之间乡村振兴发展不平衡，各准则指标的灰色关联贴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2）乡村振兴主要障碍因子有：规模农业经营户比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流转草场面积比重、通天然气村比重、有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比重、农民参加农民合作社和劳动力转移户数比重。结论 青海省乡村振兴发展相对较好，但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必须从建立现代化农牧业产业集群、改善农牧区就业环境和强化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入手，从根本上完善乡村的全面振兴。     

基于TOPSIS的吉林省典型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

目的 通基于典型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 分析吉林省当下的乡村旅游发展阶段, 为吉林省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建议。方法 文章采用AHP-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在此基础上采用TOPSIS综合评价法得出2018年吉林省金达莱村、红旗村、珍珠村、孟家村、库里村5个典型村落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结果 （1）吉林省典型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孟家村和红旗村整体发展水平较高, 各方面发展均衡;金达莱村乡村旅游发展处于中等水平, 社会文化效益方面略显薄弱;珍珠村和库里村综合发展水平较低, 珍珠村各子系统评价存在较大差异, 库里村的子系统评价和综合评价均处于较低水平。（2）整体而言, 吉林省乡村旅游发展处于中下水平, 尚不具备显著优势。从典型村落代表地区看来, 吉林省东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较好, 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相对滞后。结论 吉林省乡村旅游整体发展处于中低水平, 各地区存在区域差异, 应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服务质量, 塑造龙头企业和品牌产品, 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三产融合, 从而实现吉林省乡村旅游全面协调发展。     

农户认知、角色认同对农遗旅游开发意愿影响——基于鞍山南果梨栽培系统的研究

目的 发展旅游是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的有效途径之一。农户是推进遗产地发展旅游的主体,探讨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农遗旅游开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遗产地振兴以及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和利用具有重要的作用。方法 文章通过对遗产地农户展开实地调研,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角色认同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认知、角色认同与农遗旅游开发意愿之间的关系,以及角色认同在农户认知与农遗旅游开发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角色认同对农户农遗旅游开发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原真性感知对农户农遗旅游开发意愿存在不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原真性感知对角色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角色认同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原真性感知与农遗旅游开发意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结论 （1）农户是农遗旅游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相关部门应加强与农户交流,充分了解农户参与农遗旅游发展的需求和瓶颈,并给予政策支持,利用线上和线下渠道引导农户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以提高农户认知水平。（2）在农遗旅游开发过程中要突出农户的主体地位,注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带头作用,提高农户作为农遗旅游开发主体的角色认同感。（3）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提高农户开发农遗旅游意愿,实现文化和旅游的双向赋能。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乡村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目的 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主要考核指标,系统剖析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及其障碍因子,对掌握乡村发展实绩、发现乡村发展短板,纠正乡村发展偏差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熵权TOPSIS评估当前背景下乡村发展现状;运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影响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素。结果 （1）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州等地区的乡村综合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高的农业省,产业兴旺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生态农业省生态宜居。尽管全国乡风文明水平并不高,仅上海、北京为理想状态,但全国乡村治理水平较高,生活富裕水平与城市经济和乡村农业发展水平关联紧密。（2）主要障碍因子分为4类。产业类：农业技术贡献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生活类：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信息化程度、农村恩格尔系数;生态类：农村公共厕所卫生情况、村生活污水处理程度;治理类：农村家庭美德覆盖率、乡村治理参与程度。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障碍因子主要为产业类与生活类。结论 基于上述结果,各地区各部门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应定期监测、评估乡村振兴的实施绩效,及时发现乡村振兴的短板,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每一步高质有效。     

旅游减贫理论下哈尼民族遗产区乡村旅游的实践效应研究——以元阳县阿者科村为例

乡村是中国实施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性强、就业门槛低、就业岗位多等优势,成为拉动偏远民族遗产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以云南省元阳梯田文化遗产地阿者科村为例,分析了在旅游减贫事业中,我国通过在民族遗产地区开发乡村旅游的实践,探索了在旅游减贫理论下哈尼民族遗产区乡村旅游的减贫效果,为未来偏远民族遗产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发展水平和协调度的乡村振兴格局与分区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破解“三农”问题的系统部署,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振兴状况进行评价,是保证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研究热点,可为发达地区乡村振兴评价和针对性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丰富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理论上可为衡量乡村振兴发展状况和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实践中可为江苏省乡村振兴实现进一步的突破提供科学指导。方法 文章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基于“指标体系—空间格局—空间分类”的研究主线,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领域建立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协调度模型对乡村发展水平和协调度进行评价,并开展乡村振兴的格局解析与分区研究。结果 江苏省乡村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明显正相关,表现为 “苏南最高、苏中居中、苏北最低”的空间格局;江苏省乡村振兴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中部最高、南部居中、北部最低”的分布特征;综合发展水平与协调度,将研究区乡村发展分为重点突破型、全面推进型、协调发展型、优化提升型。结论 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现有研究成果探索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并针对不同类型地区提出相应的振兴策略。     

中国乡村振兴研究评述与展望

目的 乡村振兴对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意义重大。通过对乡村振兴已有研究回顾梳理,从文献特征、演进路径、主题热点等方面进行分析,进而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方法 文章将2007—2022年中国知网（CNKI）期刊中文数据库发表的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3 532篇论文作为样本,借助科学计量分析工具CiteSpace软件,对中国乡村振兴研究主题脉络和研究热点进行全面剖析。结果 （1）乡村振兴文献数量呈现上升趋势,研究历程可以分为起始发展期和蓬勃发展期2个阶段,核心研究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交流,但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强度不大,尚未形成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和高产作者集群。（2）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乡村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创新、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发展机制等方面。（3）关键词聚类呈现出4个核心主题,包括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发展模式、成效测度和发展对策。结论 完善乡村振兴理论体系构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改革创新、精准测度乡村振兴成效、共助乡村振兴持续高速发展是未来乡村振兴的重要研究方向。     

“资源—要素—政策”相协调下乡村典型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目的 资源、要素与政策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必备因素，深刻影响着乡村振兴的进程。梳理资源、要素与政策间的互动关系，理清“资源—要素—政策”互动对乡村发展模式的作用机理，进而提炼4种典型乡村发展模式，并给出不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切实促进乡村振兴的提质增效。方法 文章从资源、要素、政策相协调维度出发，结合国内不同地区的典型成功案例，构建“资源—要素—政策”相协调下乡村发展的理论模型，进而提炼乡村典型发展模式。结果 （1）资源是乡村发展的基础，要素是乡村发展的动力，政策是乡村发展的催化剂。在政府配套政策的催化下，不同类型的乡村资源在发展要素的带动下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2）基于“资源—要素—政策”对乡村发展的作用机理，将乡村发展模式划分为：专业化农业发展型、田园综合体发展型、人文生态资源依托型、小城镇辐射带动型4种典型发展模式。结论 未来，专业化农业发展模式建议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品牌化、数字化发展；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未来建议坚持生态持续化、生活现代化、产业升级化发展；人文生态资源依托型模式，在以后的发展中建议更注重乡村生态化、旅游休闲化、区域联动化和品牌化；小城镇辐射带动型模式，未来建议深入乡村特色城镇化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农业产业化：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目的 通过系统论、分工深化等理论引导生态农业产业化，探索生产性服务在生态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形成生态经济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生态效益最大化。方法 文章在梳理生态农业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理清生态农业与乡村振兴、生产性服务等概念内涵及相互关系，并以江西林下生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为例，探索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生产模式、利益联结机制及三产融合实现方式。结果 （1）生态农业产业化需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相结合，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拓展林下经济、复合经营等多种生态模式；（2）加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提供，注重生产性组织培育和支持；（3）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践行生态农业认证机制和生态农业绿色清单制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探索和江西现实依据。结论 生态农业产业化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必然选择，而生产性服务则是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居民幸福视域下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识别

目的 居民幸福感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文章从环境、经济、社会3个维度构建居民幸福视域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体系。方法 文章基于改进熵值法（Improved Entropy Method,IEM）、决策试验与评估实验室法（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ISM）3种方法组合对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识别影响因素、找出传导路径。结果 （1）居民幸福视域下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2）卫生环境、客源市场、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是根源影响因素,产业规模、旅游接待能力、品牌建设是深层影响因素,环境治理、吸纳就业能力、乡村建设、服务设施投入是中层影响因素,生态环境、乡村交通设施、乡村居民收入、信息服务、社会服务是表层影响因素;（3）找到了影响因素开启各要素间影响的3条传导路径。结论 居民幸福视域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点线结合调控的结果,即在改善各关键影响因素的同时,沿着主导传递路径实施对关键结果因素的良性影响。     

中国省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比较和区域差异研究

目的 在全面解析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从时空维度测度和比较了我国省域乡村振兴水平及区域差异。方法 文章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4—201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乡村振兴动态发展水平,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结果 （1）我国各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但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三大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呈现东部地区较好,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落后的发展态势。（2）乡村振兴子系统发展差异较大,生态宜居子系统发展较好,产业兴旺子系统发展缓慢,治理有效子系统发展最差。（3）区域间差异是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结论 最后,提出要全面把握乡村发展差异,做好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加强区域协作,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政策启示。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

目的 定量评估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对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ESDA分析2009—2019年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导致空间异质性的驱动因子。结果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增速明显,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拮抗、磨合发展阶段,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步协调发展阶段;西部内部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对于单因子驱动,双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能力更强。结论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变化明显;内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基础设施“硬件”上多下功夫的同时,构建“多组合”发展策略有助于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