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院案件负担情况及其对策分析

在司法过程中，不明确法官的职能，以及相当数量法官不从事案件审理。而且即使是审案的法官，非司法工作占据了法官的工作时间，导致了我国司法效率的低下。同时，我国司法的行政化倾向是我国法院法官审案缺乏活力、法院内部管理落后的直接诱因。司法效率的低下和法院内部管理落后成为我国法院案件负担重的两大因素。通过法院重组和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司法效率便戍为解决我国法院案件负担的对策。     

维稳压力对基层法院组织形态的形塑

维稳压力是形塑中国法院组织形态的重要因素。在维稳工作中,基层法院与地方党政系统形成紧密的互需关系。一方面,基层法院通过行使审判职能和延伸审判职能的方式参与地方维稳工作;另一方面,在案件审理执行以及涉诉信访工作中,基层法院也需要地方党政系统的支持。在维稳压力的影响下,基层法院的组织形态进行了调适,形成以案件属性转化、责任体系再造、组织运行重构为主要内容的运作机制。经过调适的组织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基层法院应对维稳问题的能力,不过法官独立行权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缩。在基础性社会矛盾突出的转型期,基层法院组织形态的建构与运行依然会建立在对维稳压力审慎考量的基础之上。     

浅谈信用卡持卡人知情权的保护及合理限度

信用卡持卡人知情权保护在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审理中一直是一个难点。其难度在于,尽管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并未明确提出持卡人知情权这一概念,但纠纷源起于对知情权的保护,法院对知情权保护的限度关乎双方的财产利益。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持卡人知情权保护及其限度进行探讨,以期对信用卡案件审理及信用卡市场的规范有所裨益。     

专人负责 限期核查 集中审理 确保兑现 上海市普陀区法院探索涉保纠纷审理新机制成效显著

近年来,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受理的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保险纠纷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约占普通民事案件的四分之一。为妥善处理好此类涉及民生案件,2012年初,该院着手探索“专人负责、限期核查、集中审理、确保兑现”的涉保纠纷审理机制,并取得明显成效。今年4月,上海市普陀区法院与平安、太平洋两家保险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将司法实践中的特色做法及经验固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另有十余家保险公司也表达了加入意向。     

宪法判例浅析

宪法判例是指宪法解释机构在具体案件中实行”先例原则”，被上级法院认为违反宪法的法律、命令等，下级法院在以后审理的案件时也将拒绝适用。宪法判例是法院在审理有关问题作出相应的判决中形成的。本文就是要在介绍宪法判例制度的同时，探究宪法判例对我国宪政制度的影响和作用。     

彩礼返还的裁量及量化标准初探

本文从“彩礼”具有的一些特征入手，首先论述了农村彩礼问题其主要成因的几个因素的影响，由于民间婚姻的实际情况，导致很多法院审理的离婚及同居财物纠纷案件很多均涉及到彩礼问题。对于彩礼是否返还，必须考虑实际案件中的情况分别处理。文中所列八点审判实践中考虑的量化因素，在这里提出作为参考。婚姻案件虽然有很大的共性，但每件个案仍然是千差万别，很难制定统一的标尺加以衡量和量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婚姻案件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性。     

税务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应由谁履行

福建省国税局《关于印发福建省国税系统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国税发[2001]153号）中的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予以税务行政处罚的重大税务案件，应按规定履行行政处罚靠知程序”，以及该条第六项规定：“根据《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纪要》以及处罚靠知等有关材料，作出处理意见，报经本级国税局局长批准后，以审理委员会所在机关名义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规定中没有明确税务行政处罚靠知程序应由谁来履行。处罚告知程序到底是由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履行还是由案查调查机构（稽查局）履行呢？笔认为应分别由案件调查机构（稽查局）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审理委员会）履行或交叉履行。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官释明权及其完善

关于法官释明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有司法解释中有个别条文对其加以规范,但也存在漏洞,不能适应法院审判案件的客观需要。本文以释明权的涵义及历史演进为基点,针对我国释明权的现状,对释明权的完善提出建议。     

庭审实质化改革案件适用范围研究 ——基于案件类型和审级制度的分析

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有限性，部分体现在基层法院案件对象的选择上,将大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作为试点改革对象，违背了改革主要针对重大疑难案件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要求。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也掺杂了较多被告人完全认罪认罚的案件和认罪但有少数争议的案件。根据诉讼程序的动态规律，审判人员的心证会随着一审程序的推进和后续审级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一审程序相较二审上诉程序更具优势，合理的诉讼程序运行机制在审级上应以一审为中心。二审上诉案件原则上不属于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案件对象，仅在少数情况下可将其纳入实质化的审理范围。未来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应更多关注一审案件的法庭调查环节，控辩双方用于证明本方主张的证据资料，必须经过充分调查、辩论后，才能将其作为法院裁决的根据，无特殊原因控辩双方应接受一审法庭调查的结果。     

论审判权独立行使

审判权是国家赋予人民法官对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国家审判权应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法官独立,法官应当脱离行政体系束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保证法官办案不受舆论导向影响,并要加强对审判权行使过程的监督。     

从泛美卫星公司税案看国际税收协定的解释

我国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税收协定关系,多数涉外所得的征税都会涉及税收协定的解释和适用。泛美卫星公司案是典型的税收协定解释案件,法院判决触及了协定解释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包括协定和国内税法关系、OECD范本及注释的作用等。这表明法院已经开始成为税收协定解释活动的参与者。但判决同时也反应出我国法院在国际税法专业知识上有所欠缺,为增强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应重视专家证言的采用。     

美国诉讼效率化改革的镜像与镜鉴

提升民事诉讼效率是一个世界性的法学课题,美国近年来着力司法制度改革,不断消减陪审团审理案件,强化法官职权;采取以案件分流为中心的民事案件管理,强化审前程序;融合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司法ADR,卓有成效。对此我国可以从价值理念上和具体制度上予以借鉴,实行案件繁简分流,完善法官对案件的管理权,有效衔接法院调解与人民调解,推进法院对非诉民事调解协议的确认等系列工作。     

论专利侵权之损害赔偿

专利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即民事权利,因此侵犯专利权首先导致民事责任,侵权人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然而,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赔偿数额的提出与确定却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运用自由裁量权,也导致了赔偿额计算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在专利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及损害赔偿原则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本文将对我国现行规定与司法实践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民法理论,探讨专利侵权的损害赔偿的合理原则、标准。     

保险诉讼案件“同案不同判”问题和解决思路

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在先判例不是类似案件或相同案件处理的依据,除非在先判例系最高院的指导性案例(截至2018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了十八批共96个指导性案例,供各级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法律体系风格迥异,再加上法官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同案不同判”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不论是民商事案件,还是行政和刑事案件,都客观存在“同案不同判”问题。同一个当事人,对于案件事实相似、争议焦点相同的两个诉讼案件,却收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一个胜诉,一个败诉,可想而知这将极大伤害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感,极大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和权威。笔者律师团队长期代理保险诉讼案件,发现不同地区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对于保险诉讼案件同样存在着大量“同案不同判”现象,故特作此文提出问题,并尝试分析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美国诉讼效率化改革的镜像与镜鉴

提升民事诉讼效率是一个世界性的法学课题,美国近年来着力司法制度改革,不断消减陪审团审理案件,强化法官职权;采取以案件分流为中心的民事案件管理,强化审前程序;融合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司法ADR,卓有成效.对此我国可以从价值理念上和具体制度上予以借鉴,实行案件繁简分流,完善法官对案件的管理权,有效衔接法院调解与人民调解,推进法院对非诉民事调解协议的确认等系列工作.     

金融智能合约技术性与合法性的功能主义检视

2020年初,杭州互联网法院将司法区块链平台的智能合约运用到案件审理过程中,这一技术有潜力彻底改变个人和公司安全签约的方式。然而,智能合约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主要是因为潜在用户不确定、智能合同的可执行性与现行合同法下的合同不一致。目前司法实践中,法官也未认可智能合约的合法性。本文从功能主义视角分析智能合约的四个法律基础要素,试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找一个智能合约的可能空间,并对立法发展和现有法律的调整提出建议。     

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理论剖析

设置金融法庭或者金融法院的建议主要是基于提升法院对金融案件审理的专业性以及保障司法独立审判这两方面的考虑,然而推行这项制度改革过程中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成本负担以及我们需要面对的各种外在的约束条件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金融案件审判的司法组织体系改革需要有一个更为全方位的观察视角。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

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精神损害赔偿只在侵权中才会产生,而在违约之诉中不存在这一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也持同样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指出,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合同之诉中,疼痛和折磨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是不能赔偿的。但是,在违约之诉中此种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这就取决于合同的背景以及标的了。如医生在手术时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但应限于违约人可预见的精神损害。那么,在我国立法上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论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我国的适用研究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WTO的成员国,我国的公民和法人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民商事交往,管辖冲突的现象也将随之增加。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本国法院拒绝或放弃本应行使的对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从而实现消除管辖权冲突的一项原则,体现了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国际协调精神,我国”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国情为”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提供了空间。因此,有必要在相关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或者重新建立。     

浅论我国司法良知的塑造

法治社会是司法最终裁决的社会,法官运用法律定分止争。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不仅仅依据事实,适用法律,还要结合自己的良知去审理具体的案件。法官的良知是其灵魂,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本文拟从法官良知角度,初步探析我国司法良知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