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波动吗?

日益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波动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全球79个国家199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跨境资本巨额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金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负向作用,即存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因此,中国应坚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绿色信贷是否会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社会责任与绿色声誉渠道

选取2007—2021年中国3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就绿色信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绿色信贷对非国有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力度更大。绿色信贷主要通过提高银行社会责任履行度及绿色声誉渠道来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绿色信贷—社会责任/绿色声誉—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货币政策对绿色信贷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绿色信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银行业竞争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业竞争加剧会减弱绿色信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     

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金融开放能够促进跨境资本流动,也具有引发跨境资本流动失衡和波动性增加的风险,而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在其金融开放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58个国家及地区1999-2016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研究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入、流出以及总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本身有可能造成跨境资本流出大于流入的失衡现象,并显著增加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风险,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开放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失衡现象和波动性风险。因此,在扩大金融开放进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向和资本波动性变化,提高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匹配。     

跨境资本流动、通货膨胀与实际汇率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

首次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并在非线性的框架下对全球41个国家(地区)1991—2015年的均衡实际汇率变动展开深入分析。在此过程中,我们重点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情况下,随着通胀风险加剧,三种跨境资本流动对均衡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通胀风险增大会恶化出口增长,使得经常账户的贸易净流入对均衡实际汇率的正效应逐渐减弱;同时也抑制了资本账户的净外商直接投资、外商证券投资等对均衡实际汇率的正效应。此外,研究发现,净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净流入是影响均衡实际汇率的两大重要因素,说明央行在调控货币汇率时要密切注意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最后,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开放我国资本账户与管控通胀风险的若干建议。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1—2020年季度数据,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贷款总资本流入、总资本流出和净资本流入减少,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持有外国净资产能缓解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并且前者的缓解效果远远小于后者的加剧效果。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管理外国风险暴露而与银行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也会改变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非银行金融机构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     

贸易信贷外汇管理的难点及对策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后,贸易信贷业务成为货物贸易外汇管理的重点。目前我国贸易信贷外汇管理存在着政策界定不清晰;贸易信贷业务违规查处难;企业借道贸易信贷规避监管,加剧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银行代位监管缺失,加大后续监管压力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贸易信贷外汇管理政策,增强政策威慑力等管理对策,以更好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汇率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境并购

本文立足外部不确定性视角,提出汇率不确定性对企业重要涉外经济行为(跨境并购)影响的实物期权与风险对冲效应。本文以2000～2019年A股上市公司宣告的跨境并购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跨境并购的可能性,实物期权效应占主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境并购决策正相关,风险对冲效应占主导。横截面检验发现,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确定性对跨境并购的抑制作用在汇率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更高以及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有效汇率反映一国贸易条件,行业竞争激烈与汇率经济风险更高的企业,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不确定性加剧时更有可能进行跨境并购。最后,汇率不确定下的企业跨境并购取得了较好的财务绩效(汇率风险约束使企业并购行为更审慎高效),降低了有效汇率风险敞口。本文区分了双边汇率与有效汇率的差异,拓展了汇率波动的经济后果与跨境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为“双循环”下我国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与汇率市场化改革、有效引导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提升并购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和信贷市场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中汇率波动频繁容易引起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信贷规模和基础货币的联系变弱,即使对跨境资本进行完全管理,也很难有效估计国内信贷规模。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我国现有相关政策的运行可以有效监管大部分跨境资本流动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但对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的管理效果有限。本文还发现,虽然金融市场开放会减小对跨境资本的管理效果,但监管机构可以采用增加汇率弹性、加强监管程度、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减少监管成本、提高银行业竞争度、发展地方债市场和调整跨境资本结构等方式来缓冲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的冲击。     

“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构建了包含宏观审慎政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D-L-M模型,基于中国28家商业银行2009-2020年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和银行风险承担的互动效应。研究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有负向调节作用;存在“双支柱”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协调效应,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跨境资金规模增长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强化该协调效应;跨境资金流动周期对“双支柱”政策的协调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在跨境资金流动上行期,“双支柱”政策协调效应更佳。     

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中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分析

本文从周期角度出发,构建结构模型和双重△CoVaR模型,探究跨境负债和资产的扩张或收缩对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结果显示:第一,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银行部门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跨境负债波动的溢出效应强于跨境资产。第二,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通过影响中小银行风险承担和风险实现以及大型银行的风险放大作用影响银行部门。特别地,股份制银行在受冲击和风险放大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第三,跨境资本扩张带来的风险承担会显著提高未来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实现水平。本文为提高跨境资本管理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银行资本配置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19家A股上市银行年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商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份制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力度更大。(2)利差收入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利差收入来影响银行资本配置效率,“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利差收入-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3)债务杠杆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债务杠杆提高会加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4)银行竞争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竞争提高会减弱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这归因于银行竞争引发的信贷配给治理效应对冲了存贷利差缩减效应。本文结论为提升中国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及防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多,外部冲击将对我国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MS-VAR模型对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风险因素、美国数量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整会对我国汇率市场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冲击效应;当我国金融市场遭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跨境资本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并形成非对称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协调使用多种资本管理工具、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分析

借鉴市场参与者在不确定性状态下的风险决策理论,提出人民币汇率预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假设,并实证检验理论假设.研究发现,中国外汇市场存在"私房钱效应"和损失规避效应,在这些效应影响下,汇率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非对称性影响.为刻画这一影响,首先验证了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显著影响,其次采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汇率预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是可变的,市场参与者具有风险厌恶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刻画这种时变影响并发现:汇率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即期汇率是市场预期的参照点,升值阶段与贬值阶段预期弹性系数变化具有不对称性,央行干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汇率预期的非理性影响.     

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风险的动态冲击影响——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经济复苏仍未达到预期,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失衡加剧了全球金融不稳定程度,汇率波动幅度、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逐渐增加,对我国金融稳定状况产生极大影响.本文运用结构式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研究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风险的动态冲击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金融风险状况产生影响.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汇率贬值在初期会一定程度改善金融风险状况,而贬值持续时间过长则会形成不良的贬值预期,促使本国的金融风险状况恶化.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热钱规模越大,金融风险指数越大,本国的金融不稳定程度随之增加.总体而言,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的增大,极易恶化本国的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状况,严重时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     

多维度视角下地区性银行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影响

文章以2013-2018年全国315家地区性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影响,从股权集中度、风险承担以及信贷规模等多维度视角探究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内在影响。研究发现:(1)地区性银行市场竞争会抑制金融创新;(2)股权集中度会削弱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抑制作用,风险承担会增强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抑制作用,信贷规模会增强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抑制作用。提出了地区性银行开展创新行为和优化经济效益的建议: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并引导其有序市场竞争、适当增加股权集中度、提升风险防控能力、适当控制信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