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工程保险的地铁项目风险管理模式探索

本文探讨了企业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将会对企业高管的私有收益产生何种治理效应,以及不同的公司治理环境又将如何影响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企业高管有动机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来提升其个人货币性私有收益;与之相反,企业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将会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而得到降低。另外,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有助于加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正向激励效应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负向抑制效应。此外,关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高管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两部分私有收益所产生的相异治理效应的结果,本文给出了部分解释,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将会使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被货币性私有收益所替代,并且这种替代效应受公司治理水平显著正向影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商业信用

基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观和机会主义观,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认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提高商业信用的获取水平,支持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内控质量更高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商业信用的积极影响更明显;当外部政策不确定性更大及金融发展水平越低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获得商业信用的积极作用更强。     

公司治理水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盈余管理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董事和高管遭受民事诉讼时具有“兜底”效应,降低了董事高管的执业风险.选取2002-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在不同公司治理水平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会加剧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随着公司治理水平提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减弱.     

董事责任保险与公司治理机制的互动影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关于董事责任保险通过鼓励董事高管积极进取从而改善公司治理效力,还是通过增强董事高管的道德风险从而削弱公司治理效力存在争论。在已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设立董事责任险条款有助于减少公司代理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董事责任保险实际购买需求影响因素和董事责任险实际购买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将增加公司对董事责任保险的需求,同时董事责任保险购买又将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行为——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险是一种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本文以2009~2015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中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样本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同时能够显著降低"微股利"公司比。但在不同治理环境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治理水平低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显著提升其派现意愿,而对治理水平高的上市公司则能够显著提升其派现水平。     

母子公司董事高管协同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来自企业集团的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购买动因日益受到重视.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集团框架内母子公司董事高管协同与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购买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察了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目标的一致性和企业集团产权性质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母子公司董事高管协同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购买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目标的一致性会弱化上述关系,即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目标的一致性越强,母子公司董事高管协同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购买行为的负向影响越小;第三,从产权性质看,国有企业集团中母子公司董事高管协同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购买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强.本文在用固定效应模型和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依旧成立.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明晰集团框架内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购买动因,可为实践中母子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提供参考借鉴.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否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股价崩盘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并阻碍股票市场健康发展,因此,探寻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手段成为当前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使用2009~2013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有效监督与约束高管利己行为,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该结论有助于深入了解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同时也为监管部门遏制股价崩盘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违约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A股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因其“监督激励效应”或“兜底效应”对公司的违约风险产生影响。基于沪深A股2003~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升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价值降低了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上市公司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充实了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治理职能的认识,丰富了抑制公司违约风险的治理机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视角

以盈余管理行为作为研究视角,采用2002年～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购买保险的公司,购买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国内和香港交叉上市(同时发行AH股)和仅国内上市(仅发行A股)两个子样本,发现对于AH股公司,购买保险的公司具有更低的盈余管理程度,而对于仅发行A股的公司,购买保险的公司却具有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目前尚未发挥对国内上市公司应有的治理作用。此外,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作用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具体地,在法律和监管制度相对完善的环境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才能发挥正向激励作用。     

保险治理与公司违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被认为是影响公司违规的重要因素,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否会影响公司违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符合监督效应假说。经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并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职能做进一步分析发现:(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2)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的监督职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CEO二职分离存在互补效应;(3)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本文既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保险机构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负债能力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购买与上市公司负债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的负债水平与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购买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上市公司负债的期限,不管是期限结构还是期限水平也都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购买正相关。随后本文对比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效用,结果显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购买对国有上市公司负债能力的作用显著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最后总结并提出包括完善我国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加强公司的内部监督、完善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信息披露等建议。     

高管变更与董事责任保险治理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以高管变更为代表的上市公司人员流动是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辅以手工搜集整理的董事责任保险数据,构建了董事责任保险与企业绩效的交互项,实证研究董事责任保险对高管变更、高管变更—企业绩效敏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董事责任保险购买会促进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提高高管变更—企业绩效敏感...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与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使用2002~2012年沪深引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权益资本成本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地,投资者因规避责任保险机制庇护下公司高管自利行为可招致的风险,导致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公司再融资能力。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与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使用2002~2012年沪深引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权益资本成本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地,投资者因规避责任保险机制庇护下公司高管自利行为可招致的风险,导致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公司再融资能力。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效率——基于审计延迟的视角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否发挥治理作用受到了实务界与理论界广泛的关注。因此，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降低了审计延迟，提高了审计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效率的促进作用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媒体关注度较高、分析师关注度较高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上市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高了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了审计延迟，提高了审计效率。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效率的相关文献，有利于各利益相关者全面理解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作用，为进一步推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风险承担:理论路径与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管理者财产风险存在"兜底"效应,有助于缓解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等代理冲突,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管理者自利成本降低从而诱发潜在的道德风险。为此,本文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增加企业风险承担;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激励效应"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而"道德风险效应"没有得到支持。本文是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首次研究尝试,对于深入理解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加剧?

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但董事会规模削弱了该效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在代理成本高、内部控制差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并未有效发挥风险治理作用。本文为全面考察中国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资本投向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攫取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性资源，为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创造基础的理论阐述，以2005—2007年在沪深两市A股市场的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中资本投向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投向的资本投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攫取水平正相关。（2）就固定资产、股权并购、无形资产三种资本投向而言，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比例也较低。（3）不同投向下的资本投资，在形成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共有收益，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自利行为。     

上市公司高管违规短线交易行为研究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含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者)的短线交易行为进行了研究:(1)上市公司高管的短线交易能获得超额收益吗?(2)不同职位的高管获得的收益具有差别吗?(3)高管为短线交易行为提出的辩解理由是真实的吗?基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数据,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上市公司高管的短线交易行为能获得超额收益;尤其是监事的短线交易行为更多、"择时"能力更强;未说明原因的短线交易行为(即默认故意实施的短线交易)与"对相关规定不了解"这两种具有主观意图的短线交易都能获得超额收益,而"误操作"导致的短线交易平均而言未能获得超额收益,这意味着高管提出的辩解理由整体而言是真实的。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审计意见与银行信贷决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效果,目前存在机会主义假说和外部监督假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文章以银行信贷决策为切入点,首先考察不同的审计意见如何影响银行信贷决策,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意见与银行信贷规模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显示,与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相比,那些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次年新增的银行信贷规模显著下降;更为重要的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购买强化了非标审计意见降低次年新增银行信贷规模的关系。上述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向银行传递了机会主义的信号,导致银行做出了减少信贷规模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