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排除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2008年的数据测算我国金融排除度,并解析各个省份金融排除度空间差异的原因。根据IFI指数计算的结果表明:在我国31个省(市)中,9.7%的省份金融排除度低,54.8%的省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排除,其余省份遭受了中等程度的金融排除。基于Tobit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金融排除程度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年龄结构、地理特征、人均收入以及商业文化环境。     

我国保险排除度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1年的数据对我国保险排除度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造成各个省份保险排除度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保险排除程度指标IIE计算结果表明：在我国31个省市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保险排除,742%的省份遭受了严重的保险排除,129%的遭受了中度保险排除。最后,应用Tobit模型分析得出,影响我国保险排除程度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繁荣程度、年龄结构、教育水平。     

我国保险排除度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2010年的数据对我国保险排除程度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造成各个省份保险排除程度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指标IIE计算结果表明:在我国31个省区市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保险排除,68%的省份遭受了严重的保险排除,29%的省份遭受了中度保险排除。最后,应用Tobit模型分析得出,影响我国保险排除程度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水平、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因素。     

我国省际金融排斥变化趋势及差异分析

本文通过测算2005-2017年各省金融排斥指数IFE,研究了我国省际金融排斥的变化趋势及呈差异化的原因。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省份的金融排斥度最低,尤其是东部的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圈中,金融极核中心——北京和上海较好地实现了金融资源扩散,故这两大经济圈中的省份排斥度普遍不高。中西部地区因金融基础薄弱,所以各省份的排斥现象较为严重,但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表明中西部较好地承接了自东部流入的资源,扩大了金融服务的使用和覆盖范围,提升了金融发展水平。因此,为了进一步缓解金融排斥,缩小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投入,打造具有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的金融中心,并拓宽资源由东部向中西部流动的渠道,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普惠金融。     

家庭面临的金融排除:爱尔兰的经验

金融排除问题于上世纪90年代被提出,对社会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最早在发达国家得到重视,爱尔兰对家庭所遭受的金融排除问题进行了探索,指出收入低下和贫穷是引起该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就是加剧贫富差距,贫困地区的家庭极易遭受社会排除,其中金融排除更为突出.本文试图对爱尔兰家庭面临的金融排除的现状、原因以及措施进行分析,对我国避免金融排除问题的恶化提出借鉴和启示.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 ——基于灰色、耦合与空间联系网络的多维视角

基于2013—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得出评分,采用灰色关联度、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关联网络,对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较快省份的第三产业发展更能体现绿色金融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与产业结构变化的耦合协调程度也更高,对周边地区的正外部溢出效应更显著.建议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应在推进绿色政策发行、相关产品服务创新和环境责任信息披露上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提高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引导和调节作用.     

欠发达地区基于互联网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研究——以福建南平为例

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体量小、人民收入水平不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也有限,部分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无法得到有效、充分和公平的金融服务。本文以福建省南平市为例,将对普惠金融的定性分析与对金融排除的定量分析相结合,对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与其金融供给、需求和产品功能等方面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剖析、揭示问题成因,并提出运用互联网技术,从扩大普惠金融宽度、增加普惠金融深度、提高普惠金融粘合度等五个方面来发展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进和发展普惠金融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参考依据。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5—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值估计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值,分别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与金融结构三方面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二者间的良性互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的演进,金融发展质量的提升对产业结构优化越显重要,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长期积极影响。另外,我国金融发展还处于"供给引导"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对金融发展的引致需求效果并不显著,特别是对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的提升效果欠佳。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出口二元边际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2003-2010年我国31个省份39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文章发现,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各省份工业行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和贸易量;对于高外部融资依赖行业而言,金融发展的作用尤为显著;所处省份金融发展程度越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解释力越强。     

中国各省金融包容性指数及其测算

对于一个地区金融包容性水平的测算,已有不同的指数方案。本文在比较不同方案的基础上,利用Chakravarty和Pal指数方案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07~2012年间金融包容性水平及其变化,实证发现,期间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金融包容性水平都有进步,尽管进步程度不一;各个省份的金融包容性水平相差悬殊,在地区之间表现为东部居高、西部居中,而中部居下,各个省份金融包容性水平提升空间和潜力也各有差别。提升中国各省的金融包容性水平,要处理好战略与对策、全局与重点、长期与短期、传统与创新、市场与政策等多个方面的关系。     

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深化关系研究

本文以我国1990~2015年各省份产业结构指标为研究对象,建立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和分位数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深化程度、外资引进程度和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能比普通面板模型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金融深化所起作用呈现L型,引进外资所起作用呈现倒U型;居民受教育程度所起的作用基本保持稳定。最后针对本文结论给出了相关建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2003-2010年我国31个省份39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文章发现,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各省份工业行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和贸易量;对于高外部融资依赖行业而言,金融发展的作用尤为显著;所处省份金融发展程度越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解释力越强.     

金融发展、FDI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门槛模型分析

本文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FDI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运用199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还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FDI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截止2007年,仅北京、浙江、上海三个省份的金融发展程度跨越了更高的门槛值。     

中国地区金融排斥及其收敛性——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3~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保险业纳入测算金融排斥指数的指标体系,采用σ收敛和空间计量β收敛两种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排斥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各省份金融排斥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金融排斥程度较严重且差距较大;与2003年相比,2012年金融排斥指数均值仍为0.69,说明目前该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中国地区间金融排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影响各省金融的平衡发展,从而加大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深化商业保险服务和重点发展排斥程度较重的地区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空间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作为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对达成双碳目标、推动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基于空间视角，阐述绿色金融影响碳排放效率的途径，其次通过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测算了各省份碳排放效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本地的碳排放效率，而且对临近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优化完善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能力，创新绿色能源技术，加强地区间协作以促进节能减排，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我国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历史、前提条件及存在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及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由美国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越来越被大多数国家模仿与追随,包括发展中国家以促进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为目的所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发达国家放松金融管制的改革。国际经验表明,虽然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帐户自由化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对一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金融自由化确实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因而无论是曾经由于金融自由化而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实行不同程度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本文简要回顾我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历程,同时分析我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进一步改革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普惠金融助力我国边疆乡村振兴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边疆省份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模型,从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和数字创新程度的视角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边疆省份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且当中等职业教育水平低于门槛值、数字创新程度高于门槛值时影响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东北边疆地区助推乡村振兴作用更强,西北边疆地区次之。其主要作用机制是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减少“因病致困”人口占比,带动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政府应推动边疆乡村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数字创新成果转化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我国边疆乡村振兴。     

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法研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大多数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或中度协调,两个系统的协调状态主要表现为普惠金融相对滞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地区相对差异和地区绝对差异都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推进而逐渐缩小.     

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了200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关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维度的渗透性"子维度在现阶段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起到主导效应,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大部分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在省域层面上表现出非完全一致的关系;周边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过这种溢出效应或区域辐射效应还不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与上市公司金融化

基于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诱导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较高的数字普惠金融将使非金融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金融资产,且这种行为在国有企业和注册所在地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股权制衡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逆向调节效应,较高的股权制衡度能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正向关系。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要格外留意企业管理层过度持有金融资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