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Kernel核密度估计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征信体系数据集中优势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新机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作用关系,对我国乡村产业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实现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选取2011-2020年度31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度了农村产业融合指数及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解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分布特征。研究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增速明显,但省级差异较为突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逐步好转,但总体耦合协调度较低,省际差异较大,发展不够均衡;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的差异与超变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间差异对其影响在减弱,超变密度对其差异的影响在增强;我国31省市区域间两者耦合协调度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有缩小趋势,两极分化态势显著;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和空间相关特征,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均衡发展、农村产业融合策略、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联动机制以及区域发展协同作用等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在数字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区域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差无几。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在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减少传统的金融排斥和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分析

产业融合的兴旺发展为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持续动能,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农村集体经济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传统金融竞争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则不显著;在粮食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而在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则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耦合协调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解决广东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利用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11~2020年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及二者时空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广东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项分指数持续增强,但地区之间差距明显。(2)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平均水平不高,珠三角地区的子系统间已形成稳定互促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且深广珠发展速度较快,空间上呈两端到中心逐步提升的阶梯分布。据此,从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区域发展结构、加强区域合作缩小空间差异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拓宽产业融资渠道,为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引擎。选取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激发农村创业活跃度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两条传导途径间接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信息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对此,未来应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多角度深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潜能、制定差异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以湖南省为例

在讨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系统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湖南省为例分析2008-2017年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及其耦合关系的时序变化过程。结果发现：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两者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已由过渡阶段转变到了协调阶段。两者呈现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与普惠金融相对滞后交替变化的情况,现阶段表现为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为了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支持的重点应当是农业产业化,需要加快基于农业产业化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强化金融素质教育,并建立相应的协调管理机制。     

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能否助推经济发展？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进一步探讨其对经济的助推作用。结果表明：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耦合协调机制;无论在经济空间还是地理空间中,某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可以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在东、中、西部区域中,耦合协调度的经济效应具备空间外溢性和地区异质性。基于此,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提升耦合协调度、在不同区域内立足区域实际进行精准施策的建议。     

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与我国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力量,普惠金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空前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与金融的耦合,其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坐标系并指明了新方向.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显著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尽管会因地区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分析进一步发现,以消费信贷...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与集聚效应

基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地理特征,依据2006-2015年30个省市相关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检验普惠金融发展空间集聚效应.结果发现:各省市农村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相关性逐年增强,局部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普惠金融集聚与农民收入变化之间存在正空间相关性,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鉴此,应加强区域空间金融合作,提高保险业普惠度;加强地方政府之间交流合作,发挥普惠金融集聚辐射作用,推动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中国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测度与判断

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文基于2004-2016年我国各省份29个细分制造业行业与房地产业的数据,采用耦合评价模型,对我国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同时,本文尝试从内在机制上找出两产业的最佳耦合度,并实证分析了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一步,本文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房地产限购政策这一外部冲击对两产业耦合度的影响。测度结果表明,两产业的互动程度不断增强,由2004年的失调发展上升到2016年的良好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略高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均于2012年前后超过制造业。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负面的经济影响,这能从东部地区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中找到原因;对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地区而言,限购政策改善了地区内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耦合度。     

产业转移与土地利用的耦合作用机理及协调度评价 ——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运用空间探索分析法评价环长株潭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整体上,环长株潭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不高,大多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时间上,2005-2017年八个城市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朝着协调的方向呈稳定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出“以长沙为中心,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差距不断缩小,且在发挥系统整体功能上还有协调发展和深度合作的巨大潜力。     

基于财政视角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梳理浙江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基本情况,分析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因素,基于财政视角提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几点思考.     

基于大数据的餐饮业顾客体验与品牌引力耦合协调研究——以长沙市餐饮业为例

在分别构建餐饮业顾客体验和品牌引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以长沙市餐饮业为例,利用餐饮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长沙市餐饮业顾客体验与品牌引力整体上处于拮抗耦合、勉强耦合协调阶段;其九个行政区域的耦合协调度有所差异。鉴此,企业应改进关键因素,持续增强品牌引力;确保品牌质量,提升顾客消费体验;不同区域发展方向应各有侧重;减少虚假评论,抵制竞价排名,从而推动长沙市乃至全国餐饮业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发展。     

我国三次产业间相互拉动关系研究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现阶段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继续深入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三次产业间的相互协调促进作用,使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稳固协调发展.这不仅是关系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是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VAR模型对1978～2011年三次产业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短期和长期中三次产业间相互拉动关系,凸显第三产业的重要作用,并提出相关的发展建议,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东中西部地区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构建策略 ——基于共生理论和地理邻近性的分析

科技创新不仅需要微观层面各个创新主体之间进行协同,而且也需要我国在宏观层面搞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省（市、区）之间的协调。按照共生理论的观点,东中西部地区各个省（市、区）可以被看作是不同的创新共生单元,在促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基于地理邻近的原则构建跨省（市、区）的科技协同创新大区域,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切实建立并强化各省（市、区）微观层面创新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并在宏观层面结合区域优势特色产业的打造,确定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战略规划,以构建起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与经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运行机制。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不均衡性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处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且呈现空间不均衡现状。文化产业产能的空间不均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呈现东多西少;城乡文化产品消费不均衡,在经济不发达省份表现更为明显;一般文化消费品与高端文化消费品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东部沿海省份人均高端文化产品丰富,而普适文化产品匮乏;现阶段各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植力度和重视程度不一。文化产业产能与供给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符合我国产业等级分布的一般特征,是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生动体现,主要由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扶植力度差异和受重视程度差异所造成。     

行政区划壁垒、边界地区公共品提供与经济发展

行政区划壁垒是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分析了行政区划壁垒对省际交界地带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边界跳跃效应和边界洼地效应,接着利用栅格级别夜间灯光亮度和公共品提供数据,对两种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省际交界地带不存在显著的边界跳跃效应,紧邻省界两侧的地带在经济发展和公共品提供水平上都高度接近;第二,省际交界地带存在明显的边界洼地效应,越靠近省界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公共品提供水平越滞后,这一效应在距离省界20公里的范围内尤为明显。边界洼地效应的存在导致省内核心地带的经济发展难以辐射到边界地带,也可以作为边界跳跃效应不存在的原因。本文研究表明,进一步打破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分割式治理体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与平衡发展,也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