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宏观税负的理性剖析北大核心CSSCI

如何理性看待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本文从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宏观税负国际比较、社会福利支出国际比较、单位劳动者税收占劳动力成本比重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仅按宏观税负概念计算出来的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高,但若考虑社会福利支出水平和单位劳动者税收占劳动力成本比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相对较高。并从结构性减税、增加福利支出、提高收入水平、降低非税负担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宏观税负与财政民生支出增长——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1998—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GMM实证检验宏观税负与财政民生支出的数量关系。结果显示：宏观税负上升带动了财政民生支出绝对额的小幅增长,但对财政民生支出份额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宏观税负与财政民生支出的协调性不容乐观,财政民生支出强度不足不应主要归因于政府财力规模不足。因此,囿于宏观税负高低之争并无实质意义,关键在于实现宏观税负与财政民生支出的协调和匹配,确保财政收入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转型城市地税宏观税负特征及原因分析——基于佛山市的实证

基于制造业城市佛山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测算1995～2009年佛山地税宏观税负变化趋势并与其他地区横向对比,结果发现经济结构转型不到位是近年来佛山地税宏观税负较低的主要原因,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相对佛山经济总量表现不足。应从控制宏观税负下降趋势、保证经济运行质量和调整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方面入手加以改革。     

内蒙古最优宏观税负实证分析

本文以barro（199．0）模型为理论基础，建立了经济增长率与宏观税负、人均GDP增长率等多因素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运用内蒙古1988—2008年的经验数据测算了内蒙古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得出目前内蒙古宏观税负偏高的结论。     

政府内源融资:增税的经济约束

政府通过增加税收的内源融资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表现为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实证结果表明 ,中国近 5年税收的快速增长中政府增税融资比重在 2 5 %——— 5 4 %之间。增税使宏观税负增加不超过2 2 .9% ,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相差不超过 3个百分点为宜 ;增税应以消费支出税类为主 ,资本收入税类、劳动所得税类的增税空间很小。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理论分析--基于“政府履职必要成本”北大核心

区分财政支出和政府支出并以全部政府支出作为测度宏观税负水平的最终标准,是认识并分析中国资源配置格局的关键。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本源出发,政府支出实质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履行职能的必要成本,宏观税负实质是纳税人为政府支出“埋单”而承受的负担。政府支出规模的大与小和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与低,并无绝对的数量界限。对于它们的评判或控制,只能同履行政府职能所须花费的必要成本联系起来,以“政府履职必要成本”为评判标尺或控制量限,作既有政府支出规模与履行政府职能必要成本的比较分析。抓住了“政府履职必要成本”这个关键变量,便牵住了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和宏观税负水平的“牛鼻子”。只有脱出年度预算平衡的意义局限而跃升至财税体制建设层面,在深入政府活动、政府职能本源并澄清政府收支实质意义的基础上,方可能找准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和宏观税负水平的根本着力点。     

中国宏观税负理论模式创新

判断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仅从税收自身、生产力决定论、纳税主体及税负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角度出发都难尽人意.因此,我们只能从税收与财政的关系,即从中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双元财政模式中的公共财政支出角度出发来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当前,这个合理的公共财政规模可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所要求的政府公共财政部分配置资源的规模.并由此得出中国宏观税负的理论模式为A±B(B<A<M).     

中国宏观税负、非税负担与经济增长

中国最优宏观税负问题一直是财税学界研究的重点。中国财税体制的特殊性给最优宏观税负的研究增加了许多困难,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本文将宏观税负的最优目标设定为使经济增长最大化,并按照国际口径对税收收入进行调整,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税负结构,并分析非税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现状分析及合理化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当今我国宏观税负的基本现状,并和部分国家作了对比,在得出我国税负水平逐年增长,但在世界范围内处在较低水平的结果后,进行了合理性分析。认为中国的税负有上升空间,但合理界限不宜过高,并作出合理化建议。     

经济增长、税收收入与宏观税负——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经济增长、税收收入与宏观税负三者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2006年第1季度至2011年第3季度的税收收入、GDP和所计算得出的小口径宏观税负的数据,以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提出的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curve）为指导,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别测算实现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宏观税负和实现政府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宏观税负,并分析了中国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近期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提供支持。     

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实施对中国宏观税负的影响

宏观税负是事关一国政府集中社会财富程度，体现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矛盾焦点的重大问题，在经济性因素、征管性因素一定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政策制度性因素的变化。为应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冲击，我国已连续十余年不间断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直接降低了我国多种口径测算的宏观税负。这种降低在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同时，所引致的财政收支矛盾不断累积、财政政策积极有为空间不断收窄的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进一步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性，还需注重从支出层面、收入层面和管理层面同时发力，以确保宏观税负的适度与相对稳定。     

20世纪90年代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兼论我国的宏观税负

宏观税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税制改革首先要调整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时间里,世界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宏观税负的变化也不同。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逐步提高,中等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等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先降后升,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呈下降趋势。通过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作者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的宏观税负比较,具有转轨时期国家的显著特点。     

税收“超速增长”之谜:基于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宏观税负的来源和构成进行数据分解,实证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税收超速增长的贡献。测算结果表明:(1)分税制改革后宏观税负变动中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在不断降低。(2)分税制改革以后,各产业自身税负率的变动对宏观税负增长的影响不断增强,这一变动主要是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税负率的不断上升,第一产业税负率不断下降所引起的,换言之,第二、三产业自身税负率的不断提高是我国近年来税收收入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税负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本文以1994 2012年武汉市税收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用小口径和中口径对宏观税负进行衡量时,样本研究区间内宏观税负与GDP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用大口径测度则表明宏观税负与GDP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研究各税种税负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增加对经济增长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资源税、流转税和财产税,而过重的企业所得税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文章进一步提出优化税负结构的相关建议。     

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的实证分析及政策选择

以巴罗、斯库利模型为分析框架,通过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研究我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通过征税把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使用的过程中,政府征税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没有被政府有效地使用税收对经济产生的正效应所抵消,而政府支出本身也对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判断,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不是最优的。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调整财政体制,进行相应的税收改革。     

中国地区间税负差异与社会安定

针对日益严重的宏观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问题,现有研究多是通过收入不平等间接地衡量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宏观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本文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量化了社会安定,并进一步通过泰尔系数和面板模型直接估计了地区宏观税负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不断扩大的地区宏观税负差异不仅通过收入扩大收入差距,还可以通过差异化公共资源、机会不平等等方式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营改增”对我国保险业税负的影响——基于大中小保险公司对比研究

为研究“营改增”对我国保险业税负的影响,本文收集37家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小保险公司2012～2014年数据,全面考虑保险公司进项抵扣的可能项目,采用经典的实际税负评价方法(ETR)和税务机关通常使用的业务收入法测算流转税税负率和总税负率,然后分别比较不同规模的财产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营改增”前后税负的变化,并与其他服务行业的税负进行对比。研究发现,6%为比较合适的增值税税率,可解决长期以来财险公司税负过高的问题,也可以继续保持寿险公司的较低税负优势,还缓解了中小保险公司的生存压力,有利于保险市场的均衡发展。     

浅议宏观税负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北大核心CSSCI

宏观税负反映了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参照国际发展经验,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政府所占分配的比重一般趋于缩小。而我国则呈现上升的趋势,长期来看,这种悖于发展规律的现象隐藏着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本文利用国民收入核算支出法,将宏观税负纳入经济增长的内在结构中,建立起宏观税负、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分析宏观税负与政府消费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从而为政府实行轻税政策提供依据。     

中国区域宏观税负收敛性分析

利用面板数据方法研究了分税制以来中国区域宏观税负收敛性问题,结果发现在1994—2004年整个时期,我国地区之间宏观税负呈现收敛,但在2000年以后,地区宏观税负趋于发散;西部地区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在条件收敛回归中,城乡差距、轻工业比重和第一产业构成对区域宏观税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国有经济比重、城市化、经济绩效和对外贸易等则对宏观税负增长产生正向推动作用。     

三种口径评价我国宏观税负水平

当前新一轮税制改革已拉开序幕,在增值税"扩围"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背景下,正确认识宏观税负问题关系着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规划与进程。一般来说,我国有大口径、中口径、小口径这三种宏观税负口径。结合我国国情,单纯用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能说明问题,原因在于我国还未规范的收入形式,当前对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中"全口径"的政府收入的衡量是一大难点。本文利用田为民对政府收入的测算方法计算出我国的政府收入规模,在此基础上从三种口径对我国2000~2014年的宏观税负水平进行了比较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