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基于中国1984-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对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理论分析,采用经H-P滤波处理后的产出缺口变量对我国经济波动进行动态度量。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背景,我们引入地方政府投资等变量刻画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因素,并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货币政策效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及在不同区域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即在经济扩张时期,无论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均大于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2)信贷规模在我国的不同区域对经济波动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对经济波动也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即对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大于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因此,在分析货币政策的最终实施效果时,地方政府投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     

经济波动、区域差异与货币改策效应非对称性基于中国1984-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对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理论分析,采用经H-P滤波处理后的产出缺口变量对我国经济波动进行动态度量.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背景,我们引入地方政府投资等变量刻画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因素,并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货币政策效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及在不同区域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即在经济扩张时期,无论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均大于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2)信贷规模在我国的不同区域对经济波动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对经济波动也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即对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大于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因此,在分析货币政策的最终实施效果时,地方政府投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     

财政政策冲击对实体经济的总体和结构性影响分析

财政政策的选择与变动会对宏观经济的总体和产出的各组成部分产生冲击,本文利用SVAR模型度量了财政政策冲击,并将财政政策的自动效应和相机抉择效应进行区分。随后,分别考察了政府支出和税收变动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和对产出的结构性影响,进一步借助"冲击-反应"函数,模拟出系统中总需求各部分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动态反应,同时借助方差分解确定财政政策冲击对关键变量的预测误差贡献度。我们发现:其一,在我国,政府支出具有逆周期的特征,政府支出的变动对于熨平经济波动、调节总需求具有明显效果。其二,我国政府支出和税收冲击会同向影响到产出水平,但对价格的作用方向并不明确。其三,政府支出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税收政策对出口的影响相对明显。因此,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对内需的作用比较显著,而税收对于外部需求的影响则相对更大一些。     

不确定性、产业空心化与经济波动

以 Aghion 等(2004)的模型为基础,将不确定性、产业空心化引入到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中来,分析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运用全球106个国家1980~2013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不确定性、产业空心化程度的变化会影响财富的变化,财富的变化会影响投资的变化,进而影响经济波动;不确定性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波动就会提高0.441个百分点,产业空心化程度每提高0.028个百分点,经济波动就会提高0.019个百分点。进一步来看,产业空心化程度的提高伴随不确定性程度的上升会显著地加剧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低收入国家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大对经济波动的加剧作用最大,高收入国家对经济波动的加剧作用最小。与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产业空心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加剧该国经济波动。     

政府支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我国1990-2014年的分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政府支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拐点出现之前,政府支出增加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当越过拐点之后,政府支出继续扩大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政府支出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依然能够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同时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够显著增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3)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趋于弱化,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存在抑制效应,这说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滞后使其难以充分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而经济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支出的调节。     

分权时序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基于中国省级权力下放实践的经验分析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因"重基建、轻民生"而饱受诟病,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经济性特征,已有研究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分权的支出效应,却未曾问津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本文基于中国省以下不同类型权力下放的多样化选择,结合分权时序理论,探讨不同分权时序模式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差异.研究证实,无论是行政分权先行还是财政分权先行,都会导致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前者会带来民生性支出的显著缩减,而后者则会带来生产性支出的显著扩张.通过梳理不同类型分权改革的具体内容发现,对于实行行政分权改革的地区而言,在改革中对民生项目建设作出明确部署能够有效改善对民生支出的挤占,而设立县域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则会加剧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生产性;就实行财政分权的地区来看,明晰各级政府支出责任有助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而针对县级财政设立增收节支的激励措施则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不仅为理解地方财政支出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也为下一步推进和完善分权改革提供了思路.     

金融发展、财政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 ——基于我国"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思考

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投资视角出发,基于我国"政府—市场"二元作用,将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选取200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探讨我国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用.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且在此过程中,财政教育支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影响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促进作用;此外,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表现为互补关系.这表明,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二元协同"经济理性,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优化教育投入结构,为我国早日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运用1998-2013年的季度数据,建立了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政府投资、广义货币供应量、工业品销售产值、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对民间投资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因宏观经济波动而发生变化。政府大规模、长时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对民间投资兼具短期拉动作用和长期挤出作用,这种挤出作用表现为政府对信贷资源的挤占。然而,在政府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下,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拉动作用然后保持稳态。应发挥政府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引导作用和调节作用,在经济波动时期为民间投资输血造血,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产出,减少税收,并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及时退出。     

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财税政策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财税政策是一国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我国于1998～2003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和稳定就业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现今,我国再次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外向型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市场供需矛盾日益严重.在此形势下,中央果断采取"保增长、促发展"的积极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以缓解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可以建立包含财政各项支出的增长模型,同时由于税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消费行为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应将税收纳入到模型中.通过考察1978～2006年经济增长与各项财政支出及税收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制定短期需求导向型财政政策提供依据.     

我国经济波动与金融稳定

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剧烈的经济波动严重影响金融稳定,金融稳定也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本文立足经济波动理论,研究我国经济波动对金融稳定可能造成的影响.首先对我国本轮经济波动进行解释,然后探讨了经济波动促使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积累,结合未来几年宏观调控等国内因素、WTO等国际性因素,分析出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过热将可能严重影响到金融稳定.     

技术冲击与我国经济波动——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与主要贸易投资伙伴国1992-2012年的数据,运用ADF检验、约翰森协整检验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以FDI和进口为代表的物化技术溢出及以专利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非物化技术溢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进口渠道技术冲击会加剧我国经济的波动;信息技术、专利和FDI渠道的技术冲击和国内自主创新可以减缓中国经济的波动,且非物化渠道技术冲击比物化渠道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我国应注重非物化渠道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利用。     

养老保险与教育投资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着养老保险支出日趋增加的压力,这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定阻力。因而地方政府不得不对财政支出进行调节,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支出虽然对经济当期的增长贡献不大,但却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在养老保险支出比例增加的形势下,地方政府是否会因此而减少教育投资比例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以2007-2011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教育的正外部性以及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经济水平的地方政府的调控行为。结果显示养老保险支出对教育投资确实存在挤出效应,但对于不同经济水平地区挤出效应力度不同。教育的正外部性并没有较大的阻碍经济落后地区对教育的投资;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地方政府考虑是否减小教育投资比例的主要因素,这也促成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减小幅度较大,而经济落后地区的减小幅度较小的结果。     

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长期增长的门槛效应:假设与实证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加总时序数据和分地区、分行业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假设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在低波动时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但不同工业行业的表现各异,竞争性行业对增长有负影响,垄断性行业则有正影响;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正向不显著。     

基于SVECM的我国经济增长动态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实证分析1990-2008年我国投资、消费、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消费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冲击均高于投资和进出口,消费对投资冲击大于投资对消费冲击,消费和投资未产生相互挤出效应;经济波动以消费为主,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波动显著增强.     

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现金股利政策:"扶持效应"或"投资效应"

以2008—2018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目标降低了企业现金股利发放意愿和水平,体现为"投资效应"占主导.从具体作用机制看,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会驱动企业加大投资支出,继而降低现金股利发放;并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还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下滑,继而影响企业现金股利的发放,这也是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现金股利分配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现金股利政策的降低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和市场竞争程度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优化经济管理行为、企业合理制定股利政策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国际化与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国际化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本国货币趋于贬值，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则在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首先下降，之后逐步趋向稳态水平。外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则相反。更高水平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本国生产率冲击会加剧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不会加剧汇率波动，但是外国生产率冲击则会降低本国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且汇率波动也不会加大，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抑制汇率波动，并隔离外部冲击。     

我国政府支出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为主要目标,即要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近年来政府收入增加很快,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然而由于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尽合理,还存在如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所以,文章通过建立微分方程组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进行实证分析,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目前政府职能中依然严重的"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提供依据。     

基于VAR模型下的金融发展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效果研究

本文在控制了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研究了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债券市场发展则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二,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只存在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短期格兰杰原因。另外,短期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干预经济的痕迹明显。文章最后还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差异——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1998-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实证分析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差异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差异显著。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不同地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明显与地方投资行为、政府行为以及财政能力等因素有关,而与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水平关系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需要关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的适度性,以及建立正常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机制的必要性。     

政府债券、宏观效应与政策调节--基于规模和流动性双重视角的DSGE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政府债券规模和流动性的双重视角,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研究二者对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变量的影响。研究显示:政府债券规模的增加促进了投资,刺激了产出和劳动供给,但过度扩张对实体经济也带来"挤占投资"和物价上升、消费下降等负面效应,同时通过债券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性向金融部门蔓延并形成金融风险集聚;政府债券流动性增强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资,促进了物价稳定,但也存在"挤占消费"和引起经济波动等负面效应;而政府债券流动性的提升有利于缓释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益,但流动性过高也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集聚。本文从促进政府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同发展、总量和结构合理匹配、政府债券与实体经济有机契合、政府债券流动性管理与金融供给侧密切衔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