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285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7年全国285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JP2〗（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差距;（2）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强化这种促进作用;（3）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相对落后,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大政府投入是关键,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KMV模型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信用风险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7年全国285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JP2〗（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差距;（2）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强化这种促进作用;（3）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相对落后,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大政府投入是关键,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兼论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我国西北地区2011—2018年3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察了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显著,即在城镇化水平越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越明显.据此本文提出西北地区应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从而更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年来我国新兴的金融模式,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备受关注,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借鉴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积极的影响,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程度高于生活性服务业,对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大于东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来发挥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分析

产业融合的兴旺发展为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持续动能,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农村集体经济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传统金融竞争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则不显著;在粮食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而在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则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有效性研究

自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就在我国快速发展。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使农民群体拥有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改善其收入状况。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金融认知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深度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来自中国1869个县域的证据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总体较低,如何依靠内生动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好为破解农业机械化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869个县域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影响的均衡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机械化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其他县域相比,农业落后县、平原县和农业县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益;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农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中介变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此,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应抓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双循环”分析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2）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与进出口贸易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都发挥着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传统金融超过门槛值后会显著增强，但一级数字鸿沟与二级数字鸿沟则会分别对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研究

城镇居民高质量就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的新型金融模式，可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助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提升城镇居民就业质量以及影响机制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城镇居民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就业质量；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三个特征，分别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三个维度间接提升就业质量；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存在区域差异，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靶向性，助力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商业信用环境、金融信贷与区域创新产出

基于2012-2018年284个地级市与9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别检验商业信用环境对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传统金融信贷规模和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商业信用环境的优化能够有效增加地区城商行的信贷规模,也会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商业信用环境改善不仅直接影响区域创新产出,还会通过影响金融信贷规模增加区域创新产出;传统金融信贷促进区域创新产出的效果会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减弱.     

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金融风险的抑制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金融是新兴技术与传统金融的结合,其快速发展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问题值得关注。运用熵值法构建金融压力指数测算金融风险,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风险抑制作用,该影响具有结构和区域异质性;其机制检验表现为,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和加快资本转移抑制区域金融风险,同时金融监管在该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在数字金融背景下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     

社会信用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极具重要性。社会信用是否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0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社会信用可以显著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促进地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长，在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保持不变。第二，社会信用通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三，社会信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四线及以下城市，法制环境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强化社会信用的正向影响。第四，社会信用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以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