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SDM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考察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以及由此引致的策略性竞争效应,研究表明：财政分权等经济社会因素存在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支出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均产生抑制效应,但较之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和地方公共卫生投入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计量经济方法,探讨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及建立于此基础上的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本身对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政府竞争本身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异质性差异,而较高的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结合在一起时,会对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产生负向激励。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投入在中西部地区存在着较显著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现象,以及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过程中公共卫生配套投入不足等问题。     

促进抑或抑制：财政分权如何影响绿色生产率？

摘要：在财政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的当前,财政分权的作用备受关注。从财政收入与支出分权的角度,基于2012－2018年我国30个省级层面面板数据,结合SBM GML模型,分析和检验财政分权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绿色生产率整体呈现逐年改善的现实特征,但财政分权却显著抑制了各省的绿色生产率。上述抑制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在非东部地区更明显。进一步,地方政府竞争构成财政分权影响绿色生产率的关键机制。在财政分权时代下,应持续推进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地发挥财政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作用,健全地方政府及官员考核机制,促进绿色生产率的提升。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绿色转型

依据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量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促进本地经济绿色转型作用显著,但会阻碍相邻地区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财政分权主要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合理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高财政分权程度会强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分位数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了在政府财政支农、市场化进程下数字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门限效应。研究显示: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样本分组的稳健性检验也得出相同结论;随着财政支农力度的不断加强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当其跨越门限点后,数字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     

财政分权、公共服务供给与包容性增长

基于“效率”与“公平”视角,利用手工查找的2008—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为显著“倒U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显著“正U形”,且二者均存在明显的地理位置以及城市规模异质性;公共服务供给作为财政分权影响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制,有利于提高人均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鉴于此,应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分权制度,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包容性增长。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北大核心CSSCI

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显示,本地财政分权有利于本地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金融分权不利于本地的经济增长但有利于周边区域经济增长,财政金融分权对经济发展并未形成良性互动,且这些影响具有空间上的差异性。我们的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并且随着金融分权实践的成熟,金融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凸显,财政金融负向联动效应也逐渐降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地方财政压力与环境规制弱化——环境机会主义行为选择的经验证据

激增的财政压力和下放的环保权力,诱使地方政府作出环境机会主义行为选择。为此,基于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内嵌环境分权制度背景下的财政压力对地方环境规制执行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显著抑制环境规制有效执行,导致环境规制执行强度偏离社会最优;激增的财政压力以财政自给率为渠道,迫使欠发达城市出于生存需求,“理性”弱化环境规制执行强度,诱发财政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在达到中央政府环保绩效考核标准后,财政压力下的环境友好地区策略性地转移环保关注度,主动弱化环境规制,扩充本土税基,力求经济增长,其本质属于“有意为之”。因此,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厘清政府间财政关系;压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规范监督地方政府机关行为选择;探索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以实现中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国八大城市群地方税收竞争的空间外溢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八大城市群的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税收竞争的经济增长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税收竞争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其可以通过间接效应及反馈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补充了对"中国税收增长之谜"的解答;从区域异质性看,与珠江流域和北方地区不同,长江流域的地方税收竞争增长效应并不显著;从空间距离变化视角看,200公里—1000公里区间为地方税收竞争空间外溢效应的密集区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理已死"论断的显著特征.据此,有必要清晰认识并高度重视中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非均衡发展的既成事实,系统性深化地方税收优惠体制改革.     

财政竞争与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之后1994年～2010年的省级经济数据,检验地方财政竞争程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竞争程度利用省内县级政府的数量刻画,同时涵盖了基层政府争夺要素和政治升迁的竞争压力。进一步,选择辖区内中、小河流长度作为工具变量,减小内生性问题,稳定的结论显示,省内县级地区的数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财政分权后,基层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行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