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毕节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     

毕节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毕节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股市指数与交易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基于线性与非线性Granger检验

作为技术分析常用的基础变量,股市指数与股市交易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历来都是广泛研究的对象。本文基于最新的中国股市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以及最新提出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股市量价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沪深两市的股市交易量不是股市指数的线性Granger原因。而股市指数则是股市交易量的线性Granger原因。过滤掉线性因素以后,上海股市不存在从股市指数到股市交易量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而在深圳股市中,这种关系在滞后阶数较低的时候依然存在。过滤掉线性因素以后,沪深两市的市场交易量是对应市场指数的非线性Granger原因。并且,这种关系在A股市场和指数之间更为强烈。     

货币政策的实施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别对我国房地产投资额与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在长期,房地产投资额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均衡的协整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房地产投资额与货币供应量变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短期,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性质与长期基本相同,但M2对房地产投资额的影响是反向的.因此,中央银行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控对紧缩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是有效的,但是,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调控,还必须依靠其它方式.     

内蒙古上市公司股价波动性研究

本文利用谱聚类方法、ARCH族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对近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内蒙古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欧债危机对内蒙古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大于次贷危机的影响,而且受影响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机械制造等行业.由于内蒙古自治区上市公司数量少和行业比较集中等原因,以上结果不能全面反映金融危机对内蒙古自治区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GARCH模型在研究股市交易量与股价关系中的应用

本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扩展GARCH模型实证研究了深圳A股市场交易量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如下结论交易量变量和收益率、波动率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交易量只能在有限程度内解释波动率的持续性,深圳股市还存在其他影响波动率持续性的因素.     

我国欧元外汇远期市场有效性实证研究

文章将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我国欧元对人民币远期汇率和即期汇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我国外汇远期市场的有效性.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金融市场对中国储蓄率影响分析——基于修正的生命周期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金融市场引入传统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经济增长,人口结构,金融市场三因素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通过EVIEWS5.0计量软件,对时间序列数据(1981-2006)进行实证分析,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各变量问的因果关系,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各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并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储蓄率进行动态预测其变化趋势,最后通过方差分解显示各因素对储蓄率的方差变动影响程度,从而对各变量的重要性进行定量测量.结论表明,传统生命周期模型只能解释部分中国高储蓄率问题,而本文所提供的修正后的生命周期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现实.     

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地产业与汇市的关系——人民币名义汇率与股市地产指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协整检验、Granger 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等计量方法,基于股市与汇市的数据,研究了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地产指数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地产指数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汇率波动是地产指数的 Granger 原因,汇率对地产指数的长短期走势均有显著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是地产板块跑赢大盘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西碳排放量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与向量自回归方法,建立广西碳排放量及影响因素间关系的实证模型。并对广西碳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表明:广西碳排量及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三者之间在一阶差分模型情况下,Granger检验结果比较满意。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Systemic Risk Contributions

We adopt a systemic risk indicator measured by the price of insurance against systemic financial distress and assess individual banks’ marg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ystemic risk. The methodology is applied using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to the 19 bank holding companies covered by the U.S. Supervisory Capital Assessment Program (SCAP), with the systemic risk indicator peaking around $1.1 trillion in March 2009. Our systemic risk contribution measure shows interesting similarity to and divergence from the SCAP loss estimates under stress test scenarios. In general, we find that a bank’s contribution to the systemic risk is roughly linear in its default probability but highly nonlinear with respect to institution size and asset correlation.     

防范金融危机:宏观审慎监管与最低国际标准

未能察觉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并防止本次全球金融危机，这增加了对目前的危机防范措施进行重新审视的必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危机是可以预防的，因为这是由政策错误的积累而成，最终让危机以惊人的方式爆发。尽管我们不能准确预期危机发生的时间，但可以通过识别和处理不稳定的根源来防止危机。为此，决策者需要加强从上到下的宏观审慎性监管，作为从下到上微观审慎性监管的补充。本文探索了这一战略，以及在国家层面完成此任务需要的机构设置。考虑到近期采取的针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改革不足以防范未来的风险，本文提出，提升金融稳定性的国家措施很重要，而管理国际金融监管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 Phalian）原则应遭到抵制。在建立有效的国家层面系统性监管的同时，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对于金融稳定也不可缺少。     

杠杆化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反思

企业、居民、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的经济行为改变着自身的资产负债情况，主动或被动地影响着彼此的杠杆程度。金融体系过度杠杆具有增加脆弱性、放大复杂性、顺周期等特点，直接引致系统性风险增加。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居民、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相互关联，金融体系杠杆程度加深，意味着与之相联的经济部门关联度扩大，内在依赖性增强，从而进一步放大系统性风险。危机爆发后，为帮助降低金融机构杠杆程度，美联储运用多种创新工具，快速膨胀了自身资产负债规模，前所未有地增加了自身杠杆程度，形成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有鉴于此，我们应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引导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平衡，确保各经济部门负债和杠杆水平维持在健康、合理的区间。     

基于系统整体性的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评估方法

从系统整体出发,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诱发机制进行分析,考察系统外部冲击和系统内部传染两种诱因作用下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在此基础上,构造出银行的内部脆弱程度指标,以反映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对单家银行的影响程度;并在测算系统性风险时同时考虑了相关银行和其存款客户遭受的损失,根据这两方面的损失采用夏普利值计算各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以此评估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及其与其他银行的关联性是影响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的重要因素。     

金融衍生工具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从巴林银行倒闭到中航油、中石化衍生品交易巨亏,重新审视金融衍生工具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成为必然。金融衍生工具运用规模和比例呈急剧上升趋势,其初衷为对冲风险,契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但由于其交易规则具有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实施效果亟待检验。本文采用金融衍生工具视角,探索了分类金融衍生工具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金融衍生工具会加剧银行系统性风险,包括外汇类和利率类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运用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且存在情境依赖,作用发挥呈现异质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及股市处于熊市时,金融衍生工具均加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在危机前则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但当处于牛市时则无显著影响。此外,在市场化进程高、机构持股比例高时,金融衍生工具加剧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为探究其成因提供了新解释,也为未来系统性风险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关联度与系统性风险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从“大而不倒”转向到“关联度太广而不能倒”。基于关联度视角研究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危机爆发后研究系统性风险的主流方向。本文详细梳理了金融危机前后有关“关联度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相关性的文献,总结关联度视角下测度系统性风险的挑战,并为未来的研究指出方向。     

政策连续性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32家上市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冲击”和“传染”两个维度考察了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连续性程度的提高通过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减弱银行个体与系统的关联性进而显著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连续性降低了银行被动风险承担水平而非主动风险承担意愿,减弱了银行间接关联程度而非直接关联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下行和货币宽松时期,政策连续性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大,并且本身破产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的银行,其系统性风险受政策连续性的影响越大。区分不同类型的政策发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的连续性上升均能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其中货币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力度最大。     

Systemic Risk Monitor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is discussion briefly outlines key elements of a systemic risk monitor to help identify risks to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monitor distinguishes shocks, which are varied and difficult to predict, from vulnerabilities, which can amplify shocks and lead to instability. Better data and models of amplification channels, and better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authorities, are needed to be eff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