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A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短期市场效应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发布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公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大股东增持的短期市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大股东增持行为会在短期内带来显著为正的市场效应,公司经营绩效、大股东增持比例以及增持前股票价格走势和市场效应显著正相关,公司股价估值程度同市场效应显著负相关,并且非国有企业市场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强烈,市场效应在熊市中比在牛市中更加显著。     

股灾后大股东增持行为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后,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现象日益增多,对二级市场标的股票价格带来了正向影响。本文以沪深300成份股作为样本,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方法研究大股东增持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证明了大股东增持会给市场带来超额收益,并且在增持比例越高情况下,竞争力越小的行业中,超额收益越显著。     

创业板大股东和高管增持的市场效应研究

基于事件研究法构建超额收益率模型,定量地分析创业板大股东和高管增持股票对于股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板大股东和高管增持会在短期起到提振股价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公告日当天及后一天,并有一定的持续作用;不同的行业公司股价对于创业板大股东和高管增持的反应不同,信息技术行业对于增持行为的敏感度更高。从影响市场效应因素来看,创业板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公司规模对于市场效应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财务杠杆则是显著正向影响。最后对于创业板改进监管、完善信息披露以及健全激励机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对财务决策的影响路径研究——以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大量学者围绕大股东行为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是研究结论分歧较大,原因之一是对影响路径的忽略。本文在构建影响路径图的基础上,为大股东治理机制对财务决策的影响找到了中介,即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和公司高管治理机制。使用结构方程法和AMOS软件确定了大股东行为对公司财务决策的直接影响系数和间接影响系数,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的侵害行为普遍存在,对公司财务决策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程度过高,以及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机制、董事会对大股东约束机制的缺失造成了财务决策的不理性。     

行为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与公司治理机制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目前行为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主题.本文笔者首先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产生的原因,其次阐述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监督或制约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三种治理机制.     

大股东增减持市场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第一大股东在二级市场上发生增持和减持行为的股票为研究对象,通过事件研究方法、变量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在增持前后、减持前后的半年(120个交易日)内的超额收益率具有明显差异,说明第一大股东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具有较明显的市场效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市场效应的主要因素,并且比较了这些因素对增持效应和减持效应的影响差异。     

行为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与公司治理机制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目前行为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主题。本文笔者首先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产生的原因，其次阐述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监督或制约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三种治理机制。     

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过度投资行为与治理机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以2002~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因素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它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现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对这种非效率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也对如何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一定启示意义。     

大股东控制与定向增发折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系统研究了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以及大股东的认购比例和认购方式等因素对定向增发折价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进行隐性增持,进一步巩固了控制权地位,为将来的“掏空”行为创造了条件;定向增发普遍具有低价发行的偏好;定向增发折价率与大股东参与认购程度显著正相关,与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分离程度显著正相关;大股东以资产认购时的折价率显著高于现金认购;大股东的低价增发和隐性增持侵害了小股东的权益.     

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立足我国现实的体制背景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变更的现实特征，通过构建更能反映公司绩效的财务指标——现金收益率，来研究大股东变更所导致的公司治理机制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对大股东变更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国有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公司、大股东变更后半年内董事长变更、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影响大股东变更后公司绩效的主要因素。国有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公司、董事长变更以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为公司治理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变更对改善目标公司治理机制，增强目标公司管理层压力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为公司重组创造价值提供了实证证据。     

股权质押、风险管理与大股东增持

基于200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文发现,股权质押会影响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增持行为,而质押风险管理是股权质押影响大股东增持的潜在渠道。相较于未面临质押预警压力的大股东,面临质押预警压力的大股东更有可能去增持;此外,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大股东在面临质押预警压力时更有可能去增持。在经济后果方面,对于同样面临质押预警压力的大股东而言,选择增持会让上市公司股价在之后有更好的表现。本文认为,除了传统的财务动机等之外,缓解自身质押风险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的另一动机;而除了盈余管理、税收规避等管理质押风险的事前措施外,增持是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质押风险的另一有效手段。     

中小银行大股东治理与银行风险 ——一个文献综述

防范大股东道德风险是中小银行治理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梳理中小银行大股东治理风险相关文献,从银行业特殊性、股东治理的风险、如何防范大股东治理风险等方面总结其中的主要观点与结论.银行业特殊性使得大股东承担风险意愿较强,且可能直接"掏空"银行.银行公司治理机制间相互影响,银行监管是银行整体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银行整体治理效果有重要影响.因此,防范中小银行大股东道德风险,需要从强化监管、形成良好的股权结构、影响大股东风险承担意愿、限制可能的"掏空"行为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我国中小银行类型较多,对各类银行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要针对性弥补治理短板,综合考虑整体治理机制对大股东的激励约束作用,有效防范大股东道德风险.     

所有权、负债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中国控制权转移公司的证据

负债的公司治理作用是公司财务研究的重要问题。已有文献探讨了负债在股权分散公司中的公司治理作用,而在股权集中公司中负债对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的影响,已有的经验证据相当有限。本文以我国国有控制权转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负债在股权集中公司中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负债与大股东的利益侵占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来说,私有公司的负债水平更高,其原因在于私有大股东通过负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程度高于国有大股东。本文提供了负债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关系的直接证据,揭示了大股东通过负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以及所有权性质对大股东通过负债侵占小股东利益行为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以沪深两市2016—2020年的A股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的发展特征与市场意义研究

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是指上市公司大股东从股票二级市场上自主购进本公司股票,增加持股份额的行为,是一种我国股票市场上较为常见的股权管理方式.回顾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的发展历程,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的发展特征和市场意义进行归纳总结,将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管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激励和监督是公司治理最基本的重要手段,从这两方面入手探讨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管激励对大股东掏空抑制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不仅可以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还可以增强高管激励的力度;此外,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还发现机构投资者抑制大股东掏空的路径,即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高管激励中介影响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结论可以丰富公司治理的研究问题,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大股东掏空行为提供借鉴。     

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研究——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公司治理一直以来都是中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传统的公司治理,是围绕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一基本特征的观点展开.随着所有权从分散走向集中,当代公司代理问题的重点已经从第一类代理问题——股东与经营者的代理问题转向第二类代理问题——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而大股东“掏空”行为又是第二类代理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由于我国特定的制度和历史背景所形成的“一股独大”的特殊股权结构使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掏空”行为变得非常普遍,而大股东的这种“掏空”行为实质上是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掠夺和利益的损害,极大的打击了中小股东投资的积极性,进而严重地破坏了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阻碍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势必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成为公司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机构投资者介入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机制,从理论角度得出机构投资者参与治理的动机受到其对上市公司治理情况的判断和监管成本影响的结论.     

多个大股东与股价崩盘风险

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可以抑制控股股东隐藏坏消息的行为,从而降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以2000-2015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时,其股价的崩盘风险更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他大股东相对于控股股东的力量较大、控股股东隐藏坏消息的动机较强、以及公司治理机制较弱的公司中。本研究在丰富股权结构以及股价崩盘风险相关领域文献的同时,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政府监管部门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股东治理、代理成本与公司持有现金价值分析

大股东的广泛存在表明了分析大股东治理机制及其效率问题的重要性。本文从代理成本的视角，分析大股东治理对公司持有现金价值的影响，进而讨论优化大股东治理机制、提高公司持有现金价值的举措。     

大股东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实证研究

大股东是公司治理的重要主体,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和持股比例的不同会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不同的约束力。本文以2003～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分行业修正的琼斯-现金模型研究了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及其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似乎更能控制盈余管理行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呈线非线性关系,从大体上看呈近似U型曲线结构,以40%～60%这个区间的盈余管理程度比较轻也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