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大股东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吗?

本文以2003~2015年的277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存在单一大股东的公司,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具有显著更高的违规倾向,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多个大股东与公司违规行为间的正向关系在更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下得到显著缓解。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显著地提高了高管超额薪酬,为多个大股东加剧公司代理冲突,降低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证据。本文的研究加强了对中国制度背景下非控制性大股东治理效应的理解,为监管部门更有效地实施监管和上市公司优化股权结构安排提供了参考。     

混合所有制背景下多个大股东与风险承担研究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从风险承担视角考察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研究发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引入多个大股东有利于加强对内部人的监督和制衡,促进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且其他大股东的监督能力越强,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国企混改中引入国有、民营和外资性质的其他大股东,都能够优化公司治理机制;非国有大股东的相对持股比例越高,越能够促进国有上市公司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在不同类别、层级以及处于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国企中,多个大股东的治理结构都提升了风险承担水平.研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多个大股东股权治理领域文献,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     

负债真不能发挥治理效应吗?——来自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新证据

负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一直是资本结构问题研究关注的热点。本文就产权性质对负债引起的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利用中国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负债的治理效应具有两重性,即企业的银行负债显著提高了经理人代理成本,非银行负债显著降低了经理人代理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是造成负债治理效应出现两重性特征的根本原因。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委托代理、资本结构等相关理论,而且对于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企业融资决策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管理者能力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研究——基于薪酬落差和人情机制的调节效应

本文在动态权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以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管理者能力对资本结构调整成本的影响以及薪酬落差和人情机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与资本结构调整成本负相关;在管理者能力影响资本结构调整成本中,薪酬落差和人情机制均起着负向调节作用.考察产权性质后发现,无论是薪酬落差,还是人情机制在非国有企业中负向调节作用更为明显.这些研究结论为激发管理者能力实现目标资本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对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国A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短期市场效应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发布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公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大股东增持的短期市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大股东增持行为会在短期内带来显著为正的市场效应,公司经营绩效、大股东增持比例以及增持前股票价格走势和市场效应显著正相关,公司股价估值程度同市场效应显著负相关,并且非国有企业市场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强烈,市场效应在熊市中比在牛市中更加显著。     

大股东异质性、退出威胁与财务报告质量——基于我国融资融券制度的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我国融资融券制度,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大股东退出威胁对财务报告质量(FRQ)的治理效应及大股东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出威胁能有效提升FRQ,但会因大股东异质性而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大股东数量越多、总体持股比例越高,退出威胁对FRQ的提升越显著;相比国有大股东(个人大股东),非国有大股东(机构大股东)退出威胁更能提升FRQ.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利于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治理作用;大股东可能的退出行为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均能产生威胁;退出可信度更强时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越强;当管理层持股以及控股股东财富更为集中时,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越强.本文研究对企业优化股东构成以及融资融券的扩容具有一定启示.     

超额雇员、媒体曝光率与公司价值——基于《劳动合同法》视角的研究

以往的一些研究发现超额雇员会导致公司价值降低等一系列的负面经济后果,但并未系统研究超额雇员导致负面经济后果的机制。借助2008年版《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这个外生事件,本文研究发现,超额雇员显著降低了公司价值,伴随着该法案的颁布实施,超额雇员与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有所强化。这应当与《劳动合同法》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有关,这说明超额雇员导致公司价值降低的主要机制是超额雇员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而不是超额雇员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降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媒体曝光率显著降低了超额雇员这种负面因素对公司价值的不利影响,这从另一个角度扩展了媒体的信息中介理论。     

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内部控制对企业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的治理环境下,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能抑制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更能抑制代理成本和提高代理效率,在控制了内生性的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发现,在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对抑制代理成本的作用更明显。     

管理层股权激励:利益趋同还是利益壕沟——来自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来考察国内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激励效果不同:非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趋同效应,股权激励降低了代理成本,改善了公司绩效;而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壕沟效应,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人控制、管理层权力过大是股权激励效应弱化的主要原因。     

高管超额薪酬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吗？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对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并发现受到超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会弱化其风险规避行为，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中介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未发挥中介作用，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遮掩效应。     

国企“混改”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国企“混改”过程中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参股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和融资约束路径共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参股带来的监督治理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均增强了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使国有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股推动的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并非出于短期利益追逐,而是为了平滑企业投资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本文研究对于如何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媒体监督、内部控制质量与管理层代理成本

基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的角度,研究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具有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的作用;不同性质的媒体报道对不同产权背景下企业的监督治理作用不同;同时,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具有互补关系,二者的整合治理能更有效地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保护相关者利益。     

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资源配置效率是我国经济改革关注的焦点。基于会计准则变革的制度背景,利用2004~2013年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视角研究会计准则变革前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并进一步从产权性质、所在地区域的视角深入剖析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反应程度;从投资效率和融资效率两方面解释资源配置效率,结果表明：会计准则变革优化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投资效率优于融资效率;会计准则变革后,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程度低于非国有企业;会计准则变革改善了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东部地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高于非东部地区。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去僵尸化——来自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混合”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有效解决部分国企的僵尸化现象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新时代全面深化国企混改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去僵尸化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可以显著降低冗员规模和提升资本密集度,进而降低国有企业的僵尸化倾向,而仅持股等股权结构维度的治理影响较弱;当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能力更强时,可以更好地发挥前述治理作用。通过细分僵尸企业识别指标,本文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可以在抑制低息贷款获取和改善盈利能力两方面降低相应国企的僵尸化程度,促使其正常经营运转。最后,经过良好治理的国有企业生产能力和市场价值得到显著提升。本文结论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去僵尸化和发展壮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不仅对僵尸企业治理和国企改革的学术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还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更好地统筹国有企业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政策参考价值。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property rights,and bank loans: A bank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Using the context of the financial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state sector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we examine the roles that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roperty rights play in the allo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bank credit. We find that foreign banks and policy banks exercise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at local commercial banks, larg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national joint-stock banks, local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rural commercial banks not only exercise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but also provide significant “financial support” to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providing more lending opportunities and larger loans. However, when enterprises comm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violations, the local commercial banks, national joint-stock banks, local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rural commercial banks reverse their credit decisions and begin to exercise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larg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continue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o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 also find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enterprise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rather than an intermedia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rights and bank loans. Overall,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hine new light o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provide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resence of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supply of bank credit. Our findings also hav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olving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公司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企业改制

本文沿着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一分析框架,探讨了企业改制的任务和若干指导原则,并着重指出:(1)现行公司治理理论的逻辑框架是不完整的;(2)控制权格局的设计是企业改制的首要任务和逻辑起点;(3)不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需要改制;(4)"现代企业制度"是指企业治理的静态和动态逻辑,而不是指某种具体的治理模式.     

所有权、负债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中国控制权转移公司的证据

负债的公司治理作用是公司财务研究的重要问题。已有文献探讨了负债在股权分散公司中的公司治理作用,而在股权集中公司中负债对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的影响,已有的经验证据相当有限。本文以我国国有控制权转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负债在股权集中公司中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负债与大股东的利益侵占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来说,私有公司的负债水平更高,其原因在于私有大股东通过负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程度高于国有大股东。本文提供了负债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关系的直接证据,揭示了大股东通过负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以及所有权性质对大股东通过负债侵占小股东利益行为的影响。     

呼吁还是退出?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作为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市场主体,我国国有企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红利的衰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劳动者维权意识的觉醒,近年来我国国企中劳动争议冲突激增。研究发现,当下我国国有企业职员在劳动争议中表达不满的行为路径主要聚焦在“呼吁”和“退出”两类,而职员们的行为路径选择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及职业市场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的劳动制度也正经历着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向,并将继续影响国企职员的行为路径选择。     

终极控制股东、金字塔结构与会计稳健性

我国股权大都集中在大股东的手中,终极控制股东普遍采用金字塔股权结构的方式对底层公司实施控制并影响会计稳健性。基于Basu模型,采用2012-2017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终极控制股东产权性质、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与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相比,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的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金字塔层级增加导致会计稳健性降低;金字塔层级的增加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国有终极控制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