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家庭杠杆率

近年来,中国家庭杠杆率的上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对家庭杠杆率产生影响。理论推导表明,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提升家庭杠杆率。实证分析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为正。机制分析发现,老龄化导致低收入人群在面对住房需求和应对老龄化支出时,倾向使用住房抵押贷款以平滑生命周期消费,进而推高了家庭杠杆率。同时,本文发现家庭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养老抚幼双重负担,也是老龄化导致杠杆率攀升的潜在作用机制。此外,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在城乡类型和户主受教育水平差异,以及家庭小型化程度之间存在异质性。     

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宏微观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增大，使得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2-2018年数据为样本，探究了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收入多样性会显著抑制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收入来源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下降0.106个单位，非工薪占比提高1%，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下降0.963个单位，提高非工薪占比对纾解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作用更大；第二，数字素养和风险偏好在收入多样性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过程中发挥了传导作用，数字素养越高、风险偏好越保守的家庭，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越加明显；第三，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低收入家庭、高负债家庭、农村家庭和西部地区家庭的收入多样性对改善家庭经济脆弱性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为缓解家庭经济风险、提高家庭经济韧性，推动全面落实稳增长、稳就业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以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非线性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呈U型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返贫风险先下降后上升。第二，数字金融防返贫非线性效应的中介机制是通过家庭财务脆弱性实现的，数字金融的适度运用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但滥用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增加返贫风险。第三，金融素养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处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数字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广应用数字金融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数字金融的普惠本质，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抗风险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风险偏好、金融素养与家庭经济脆弱性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VEP法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实证研究了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居民风险偏好和创业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金融素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从净效应来看，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风险偏好，进而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脆弱性较高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此外，合理配置家庭资产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有效途径，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家庭是否参与保险对居民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结论为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的风险选择以及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人口结构、房产拥有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显露,房地产业风险上升,家庭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愈发受到关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概率统计方法测度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庭房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老年抚养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上升则会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和城乡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能够减少家庭房产负债,提高家庭房产价值,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提高会增加房产负债和房产价值。第三,房产负债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产价值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维持房价稳定、降低养育成本、完善养老金融体系等几个方面减轻家庭债务负担,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

本文通过引入财务脆弱性来描述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偿债义务而发生的财务困境,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机制分析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债务杠杆会提升财务脆弱性,从而弱化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强化消费预算约束,导致家庭落入“高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支出水平”的低层次消费路径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通过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进而对消费产生更大的抑制效应;亲友民间借贷的履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缓解财务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债务杠杆上升引致的财务脆弱性,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大于城镇家庭。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等提供了理论解释,对金融服务促进消费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多维脆弱与综合保护:困难家庭老年人群体比较与反贫困政策迭代

基于贫困人口脆弱分析框架,本文探索设计老年人多维脆弱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城乡困难家庭老年人数据,系统评估、对比困难家庭老年人的多维脆弱状况。研究发现:我国困难家庭老年人有显著、系统的多维脆弱性,且低保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老年人之间的脆弱性存在结构性差异;困难家庭老年人的多维脆弱呈现显著的城乡二元化特点,一方面,相对城市,农村困难家庭老年人更具有系统脆弱性,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困难家庭和普通家庭老年人的差异,以及城市内部低保家庭和边缘家庭老年人的差异,显著大于农村内部对应的两类差异;经济贫困仍具有基础性,与多维脆弱性高度相关。应关注我国困难家庭老年人脆弱的多维性、系统性、结构性、二元化特征,同时,应高度重视城乡差异化的反贫困策略,促进我国困难家庭老年人综合保护体系建设和反贫困政策迭代发展。     

“加剧”还是“缓解”：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户家庭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CFPS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积极的改善效果,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从区域异质性看,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并且以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从家庭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促使收入贫困农户、非融资约束农户、非土地流转农户、非组织参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并且对绝对贫困农户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相对贫困农户。对非收入贫困户、土地流转户和组织参与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从户主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对户主健康家庭、自雇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对稳定受雇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     

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资源限制与养老保险参与

伴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养老风险敞口不断增大,在此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险决策,对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政策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CFPS 2010、2012、2014以及2016年四期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老年人数量占比作为家庭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衡量指标,考察了其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同灶或同住家庭老人占比越高,参与新农保的概率越低.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可能的变量度量误差、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养老金净领取的影响之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代际竞争这一类家庭资源限制是使得老年人占比数量较高家庭参保更低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本文也得出了家庭老年人占比数量进一步制约参保家庭选择较高缴费档次和家庭资源限制的实证检验证据.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信任视角下的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信任能够提高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降低家庭使用非正规信贷的概率。进一步地,信贷可得性的差异带来家庭负债结构的变化,信任能够提升家庭正规信贷占比,降低非正规信贷占比。信任提升家庭资金借出概率,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单调递增的,而是存在适度信任现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户主文化程度低的家庭和农村地区家庭,信任对借出的影响更大。因此,本文的结果表明,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融资的困难。     

商业保险促进共同富裕提升：机制与效应

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商业保险具有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天然属性”。本文基于CHFS数据和面板熵值法构建共同富裕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商业保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商业保险对家庭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商业保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女性户主家庭中,商业保险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效应更强;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商业保险可以通过缩小物质财富差距和增加致富机会来促进共同富裕提升。本研究为制定实施推动商业保险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分析——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结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我国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相较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更显著；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但对乡村影响不显著。     

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之一，其作用效果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9年共五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我国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对于有房有贷、无房无贷、“体制内”以及近期有购房意愿家庭的金融脆弱性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提高家庭风险承担能力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关键机制。     

农村独居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特别是农村老龄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缓解养老压力、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的结构性工具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主要研究焦点是农村独居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方面，以上海、天津、周口和盐城四市的农村地区为例，运用个案访谈的方式对四地农村独居老年人展开研究。调查表明，农村独居老年人经济支持网络整体土具有规模较小、紧密度高的特点。且存在不稳定的特征。     

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基于脆弱性度量方法的改进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年的数据,改进了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度量方法,利用OLS模型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商业健康保险能够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该结果在剔除内生性后依然稳健;第二,风险转移效应、健康效应与资产配置效应是商业健康保险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重要机制;第三,该影响存在收入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参保层次异质性以及保费水平异质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以及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家庭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兼论多维“鸿沟”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并降低家庭脆弱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本文从相对收入及脆弱性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其微观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多维“鸿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尤其是使用深度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水平、降低脆弱性。微观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家庭金融可得性和使用性,并促进潜在投资行为和就业创业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虽然体现了普惠特征,但并未明显打破空间限制,对城镇等发达地区及具有数字设备、受过金融教育等家庭的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展现出更强的作用;对贫困户、无数字设备等家庭的相对收入作用不显著,充分体现了破除多维“鸿沟”的紧迫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家庭脆弱性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人大代表赵超:可以吸引外资进入养老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集团总裁赵超在其上交的2014两会提案中指出,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30%。这意味着中国大约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老龄化社会不仅带来劳动力的短缺问题,也导致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加重,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此,他提出了数条建议。他建议制订养老产业发展政策,对社会养老企业发展给予政策扶持和引导。此外,还可以种渠道,多种形式筹措养老资金,特别是吸     

投资者亲社会偏好与风险投资

本文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户主的亲社会偏好对其家庭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的亲社会偏好对其家庭风险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亲社会偏好会促使家庭进行风险投资。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地,分组回归后发现,在非农户口群体、使用互联网群体和偏好风险群体中,户主的亲社会偏好对其家庭风险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制定涉及家庭金融投资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亲社会偏好对政策效果的影响。